投身革命后，繁重的革命工作和艰难险恶的环境，使毛泽东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英语，但一有机会他就会抓紧时间重操“旧业”。由于没人辅导，他的自学计划受到了很大限制。1929年10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养病。就在外界传说他已死于肺结核、共产国际给他发“讣告”时，他却在津津有味地读着《模范英语读本》。当时住处与毛泽东的住处窗对窗的曾志后来回忆说：“主席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本初中英文（第二和第三册），有时就坐在窗前大声地念英文，他读音不准，又夹带很重的湖南腔，念起来十分可笑（我在教会学校学过一点英文，所以知道英语该怎么个读法），他在那边愈是认真地读，我在这边愈是笑得厉害，可主席并不介意，依然旁若无人般地在那里念他的湖南英语。”

　　就是在这种不断“出丑”的磨砺中，毛泽东学会了一些英语单词和短句。到了延安后，陆续有外国记者来访，这给他创造了接触纯正英语和学习英语的机会。据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回忆：“在会话方面，他和我一样糟。为了补助他的湖南方言，他向我的秘书学普通话，向我学英语。他也学唱英文歌，但他的嗓子是平板单调的，因此毫无成绩。”在平时的耳濡目染中，在英语口语的熏陶中，在不耻下问的学习中，毛泽东的英语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把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一头雾水，在下方打了个问号。待读过一遍，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英语“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的中文音译。斯诺禁不住被毛泽东这一幽默诙谐的“创举”逗得大笑起来，并在后边再打了两个感叹号。

　　抗战胜利后，面对由美国撑腰、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部队，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威慑”住。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女记者斯特朗。他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交谈中，毛泽东把身子向后一仰，开怀地得出结论：“美国反动派是……”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词，“纸老虎。”因为英语里没有相对应之词，翻译只好将它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翻译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乌鸦。毛泽东立即表示这样译不好，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于是，由“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组合，临时造出的一个英语中没有的复合词“paper-tiger”就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硬译。毛泽东高兴地笑了，用带着浓重湖南腔的英语说：“拍拍-太根儿！”“paper-tiger”后来便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了，它也成了毛泽东最喜欢说的一个英语单词。

　　从上面的几则轶闻可以看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还在坚持自学英语，并且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能用英语书写，会使用简单的日常用语，还临时造出一个英语复合词，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学英语的决心和毅力以及毛泽东对语言的敏感能力和创造能力。

　　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一家人在北京团聚，菊香书屋充满了家庭的温馨。一个周末，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娇娇）三人用俄语说话，叽里呱啦，争个不停，毛泽东在一旁微笑不语。李敏知道毛泽东想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便说：“爸爸，我们在争论西餐好吃还是中餐好吃。”毛泽东兴致来了，便用英语说：“中餐好吃。中餐的特点是软热丰富，西餐冷硬单调。”

　　一听父亲讲英语，几个孩子都感到很惊奇。毛岸英说：“我1946年回到延安时，就听说爸爸在学英语，还听说在转战陕北时，尽管环境那么艰险和紧张，爸爸也没有间断过学英语。可从来没有听爸爸用英语讲话。我不懂英语，但听起来还是很流利的。”毛泽东说：“我的英语水平，还不如娇娇俄语的水平高，不如她讲得流利。你们年轻人能专门学习外语，我要是有这样的机会就好了。如果我能够做到听懂英语讲话，能看英文报纸、刊物和书籍，把自己要讲的意思能用英语表达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