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料的是，《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一出，满耳皆是反弹之声。所列的理由无非有二：一是食品安全拖延成顽疾，非重典整饬不可，而道德伦理云云毕竟“柔”得很，这是典型的“杀牛用鸡刀”；二是这一纲要很有推卸职能部门责任的嫌疑，因为整肃食品市场环境，主要还是公权作为，即便人人会背食品安全知识ABC，但行动上如同“边贪腐边倡廉”的官吏一样，宣传教育又能有多大的社会意义？

　逻辑上说，以上担忧或者质疑显然不无道理。尤其是在食品安全领域早已蕴蓄众多民怨的当下——譬如在添加剂事件触目惊心之后，重庆市工商局８日在公安机关和高速公路执法总队支持配合下，在包茂高速巴南收费站对贩运活鸡鸭来渝的经营户进行检查，查获一起活鸡销售中添加矿物质案，现场查获涉嫌灌注重晶石粉的活鸡近千只……在言语无法表达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纠结与愤懑的时候，我们既希望法律等刚性规则兜底食品市场的秩序，更希望有一种震慑力能从内心深处令食品问题作奸犯科者胆战心惊。

　食品安全问题，本质是不择手段逐利的恶行。这一行为与社会价值断裂、主流信仰危机不无干系。食品安全的个案，看起来都是法律问题，于是我们不断立法“打补丁”，但新的犯罪行为又不断升级换代。表面看，法律是最可信赖的制度；但现实又一次次告诫我们：如果缺乏对制度的信仰，一切所谓完备的法律都可能成为绕指柔——而一个社会对于法律等规则的捍卫与坚守，绝不是靠倾家荡产的罚单等吓唬出来的。

　契诃夫说，信仰是精神的劳动，动物是没有信仰的；只有高尚的组织体，才能达到信仰。食品安全问题此起彼伏，印证的是行业野蛮与逐利兽行，而这，绝不只是食品领域一家的“感冒”。我们对安全的信仰、我们对市场交易的信仰、我们对人性与善良的信仰、我们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信仰……在食品安全问题与环境生态问题等背后，早已千疮百孔。

　道德伦理是最不靠谱的，道德伦理有时又是最靠谱的。在一个连法律都说不上话的游戏里，唯一能拯救层层乱象的，也只有不甚可靠的道德；又或者，如果我们连道德伦理都不要了，还能指望什么完成社会内心的自我救赎。

　有一点是肯定的，与食品安全谈伦理永不为迟。但是，怎么谈、谈什么，需要公权与法律秉持一种悲悯的情怀与严峻的姿态。图／陶小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