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从室不仅干预司法，甚至连“邮检”这样的事也要过问。

　　1943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罗会议，会后发表了《开罗宣言》。蒋介石是18日秘密离开重庆赴开罗的。对蒋忠心耿耿的陈布雷为了蒋的安全，特地给邮政局下达了严格实行“邮检”的指示，要求对蒋的行踪不得有丝毫泄露。

　　真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凡是与蒋介石有关的事，侍从室都要过问。其范围之宽，可说无所不包。

　　家丑不可外扬，疏不间亲，这些都是中国的古训。但侍从室对于蒋介石，却是例外。侍从室人员天天随侍左右，耳闻目睹，对蒋介石的家务事知道得很多，蒋即使想瞒也瞒不住。因此，蒋介石有时也就一些棘手的家族之间的事情，征询侍从室高级幕僚的意见和看法。

　　1944年5月，“国舅”孔祥熙提出辞呈，要求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蒋介石接到辞呈后，心中犯了难。同意吧，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不同意吧，孔祥熙的名声实在太臭。思前想后，蒋介石拿不定主意，遂问计于陈布雷。

　　陈布雷善于揣摩蒋介石的意图，谋多，计绝，深为蒋所赏识，被倚为股肱。陈向蒋献计说：“止谤莫如自省。孔院长如能切实自省，改了就好。决不能因外间有所非议而有所表示，愈表示反而会增加社会的不安。”蒋一听，欣然同意，并派陈布雷代表他本人对孔祥熙表示“慰留”。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要发表多得不可胜数的讲话、演说、谈话、文告、电报，甚至还要舞文弄墨，著书立说，因此文字工作任务就非常繁重。侍从室对此当然是责无旁贷，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它职责范围内的事。由此，人们又把侍从室称之为蒋介石的文字“加工厂”。

　　蒋介石每天要处理的文件多得不可计数，如果各机关呈送的公文他都要一一过目，那他就别活了。侍从室为此制定了一套公文处理的程式，即将各机关报呈蒋介石的文电，大致分为“呈阅”、“呈核”、“报告”、“情报”四种类型。侍从室根据各类公文的内容、性质和轻重缓急，分别整理成不同表式，再呈送蒋介石。蒋批阅后，侍从室再转发给各机关承办。

　　蒋介石还喜欢发“手令”，其数量之多真是吓人一跳。据段氏兄弟的老同仁、在侍从室工作八年之久的秋宗鼎先生亲身所见所闻，从1936年1月至1948年4月，侍从室(包括后来的军务局和政务局)积累的蒋介石手令，竟有120多箱。笔者曾专门到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探询能否查到这批资料。回答令人遗憾：南京解放前夕，蒋政权将大量机密档案运往台湾。有关侍从室的机密档案更是不会留在大陆，授人以柄的。

　　蒋介石的手令和下发的文电，自己动手写的为数寥寥，绝大多数由侍从室代拟。蒋写个“可”或“阅”。其“阅”字形状类似“龙”字，人称“画龙”。

　　给蒋代拟手令或电报，是侍从室的一大任务。

　　蒋介石手令的内容，从军事、政治、党务、人事安排到机构设置等等，可以说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他还签发了大量电报、书信、公文。侍从室在代拟上述手令、书信、文电时，首先必须弄清蒋介石与受文人的关系。对一般部属，蒋介石是板起面孔打官腔，直称下属之姓名、官阶。对关系较密切的，则视情况区别对待，或使用对方的别号，甚至称兄道弟，如对冯玉祥就称焕章大哥，对阎锡山就称百川兄，对李宗仁就称德邻兄，如此等等。对黄埔军校的学生，本来他是校长，完全可以居高临下直呼其名或仅称其职务加姓名，但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常常也对其称兄道弟，如对胡宗南称宗南弟，对康泽称兆民弟。对“杂牌”军的将领或地方实力派，则更加客气，如对比自己小14岁的张学良称呼汉卿兄；对拜把兄弟马福祥之子马鸿逵，因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为了拉拢他，蒋竟不顾辈分，对“侄儿”也称呼为“少云世兄”。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套习惯、手腕，侍从室起草文电时都必须十分注意，不可稍有差错，否则就会受到训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