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明确规定：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每天必须向他呈报军事、政治情报各十份。为了尽快看到最新情报，蒋介石还亲自下令：六组的情报可以越级呈送，不经过侍从室一处和二处，直接呈报给蒋本人。蒋特别要求六组提供共产党的情报。例如1946年1月30日蒋指示：必须派人潜伏在共产党内部，以入虎穴之精神建立内线；今后应讲求谣言攻势，谋略工作亦十分重要。再如1943年8月17日，蒋介石下达手令，对六组提出要求说：“陕甘宁绥边区兵要地志及地图与每邻接各据点之距离里程，望详细呈报，并极密为要。”蒋介石之所以要此情报，其目的一清二楚：“此乃对奸伪用兵之步骤”。

　　对于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蒋介石也十分警惕，深怕它们在背后搞自己的“小动作”。桂系、湘系、粤系、西北系、东北系、川系、滇系、阎(锡山)系以及各地方实力派(如新疆的盛世才、青海甘肃的“三马”等等)，历史上与他蒋介石有过多次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甚至兵戎相见。因此蒋介石一贯重视搞异己派别的情报，并要六组及时提供。例如1943年4月28日，蒋介石亲自召见六组组长唐纵，要唐“注意唐孟潇(唐生智)、何云樵(何键)在湖南的活动，但不可使其察觉”。

　　蒋介石为什么把这样机密的任务交给侍从室？因为侍从室是他心目中最可靠的机构，侍从室人员是他手下最可信任和嘱托的人员。即使是见不得人的事，也可交其承办。

　　有人还把侍从室称为蒋介石的“智囊团”，这话很有道理。这方面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1940年1月，戴笠从杜月笙处获得一份绝密情报，内容是汪精卫与日本订立的卖国密约。蒋介石得到报告后，立即指定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和“日本通”张群一起关起门来研究，提供了对策。

　　再如1948年国民党召开所谓“行宪国大”后，第一届内阁即行政院长的人选，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焦点。谁来当这个院长？各派系都跃跃欲试，争之者甚多。蒋介石当然不肯放弃这块阵地，提出由他最信得过的政学系头目张群充任。但是，国内舆论普遍反对党派色彩太浓的人当行政院长，就连大洋彼岸一向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也希望蒋“总统”的内阁能够“民主化”一点，不要太“清一色”，以改善形象，欺骗民众。其时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迭遭败绩，急需得到“美援”，尤其是美国军火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与陈布雷作了多次密谈，最后终于采纳陈的意见，放弃了原先“钦定”的张群，改由无党派地质博士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

　　侍从室里的“智囊”远不止陈布雷一人，其他如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等人，也都工于谋略，是蒋介石的智囊人物。至于组长一级干部中，也有侍二组组长于达、侍四组组长陈方(字芷町)、侍六组组长唐纵等人，常主动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以唐纵为例，他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自己为蒋介石出了哪些主意，提了哪些建议。1940年6月1日，唐纵向蒋介石呈交了《国际现势之观察及其对策》，洋洋3000余言，建议联苏联美以抗衡日本。蒋介石阅后表示满意，“御笔”批曰：“可嘉勉。”

　　德、意、日法西斯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愤。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扩大。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国在华盛顿签署了《二十六国公约》。所有签约国均庄严保证：使用本国的全部军事、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经中、美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等区域)正式成立，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统帅。

　　在此重要关头，为了协调有关事宜，蒋介石于2月4日上午乘飞机赴印度访问。此事行前极端秘密。是啊，要是让敌人侦知此事，把蒋介石乘坐的飞机予以击落，岂不坏了大事!但是，侍从室的高级幕僚却事先就知道此事，情报组长唐纵还专门拟了一个《敌人今后动向与我国应有之对策》的建议书，供蒋介石此行作参考。在呈蒋前陈布雷先看了这份建议书，认为其“议论判断皆极警策”。蒋阅后也颇为赞许。

　　以上事例足以说明，说侍从室是蒋介石的“智囊”，它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