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为了论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作铺垫的，因为他始终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说过：“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花费了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进行论证。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头八年内，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从1958年起，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三面红旗”，毛泽东并非仅仅从理论上论证其正确性，他也有自己的事实根据。他曾亲自询问过一些地方干部，大家都说在中央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制定执行后，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他还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作过调查，林克后来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张素华采访时曾说：“我们是1961年初下去的，当时到了农村，就像鬼子进村扫荡了一样。仅半年时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农民吃得饱了，又开始打院墙了。我们下去的时候，猪肉五六元一斤，回来时不到一元钱一斤。半年间情况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当然那时整个经济状况还没有彻底恢复，但的确是好转了。我看毛主席的看法是有他的根据、他的估计、他的分析的，是有点来源的，是作了点调查的。”所以，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更不许否定。他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而刘少奇在口头讲话中对“三面红旗”产生怀疑，或者说支持得不够坚定，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是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民主集中制。这里，他以其渊博的知识、独有的幽默，着重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的做法，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毛泽东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大家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这对于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当然，毛泽东重点是批评某些省委干部作风不民主，而对于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的作风不民主却大而化之，没有作更多的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部分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要通过“三面红旗”来确立，而反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来建立呢？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口头讲话的直接反击。再联想到随后八届十中全会开展对“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是不是可以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有更深的理解呢？

　　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从原则上讲，这些话无可厚非，但放在这里，似乎就有点儿耐人寻味了，只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地注意。

　　这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左”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分歧的实质并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关于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在我党历史上，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逐步确立了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刘少奇成为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可以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分歧，或者说分歧并没有公开化。而这次在“七千人大会”上，彼此间的分歧是真正产生了，并且对随后双方个人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和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不能否定，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