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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说了什么激怒毛泽东

发布时间:2011-05-12 07:21  来源:人民网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代表们议论纷纷,欲言难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中央、省、地区)干部会。后来毛泽东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多数代表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分散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被纠正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要大力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不少代表还举出分散主义的具体事例。

  接下来,代表们对分散主义产生的根源展开了讨论,而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他们说,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条条(中央)”,“块块(地方)”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分散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

  湖北省代表在讨论时,对此争论很激烈,他们对过分集中或分散哪个是主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有人说,前几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是谁的错?还有人提出疑问,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改掉了?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则明确表示,造成分散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也就是党的作风问题。他强调,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而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反对分散主义,不反对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他的发言在不少小组引起同感,有的代表指出,分散主义源于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一般党员不敢说真心话,没有人敢于起来向不正确的东西斗争。

  很显然,反对分散主义,必须要搞清楚“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产生的根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发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问题提得也越来越尖锐,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有的代表提出,报告对过去几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够深刻;而有的代表则针锋相对地说,缺点错误说得太多,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没有专门讲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讲缺点错误却又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对于过去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有代表认为是由于没有经验;而有的代表表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归结到没有经验”,光强调经验不足“不能服人”。更有代表称,这几年错误的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斗争,几年来总讲右是主要危险,大家“谈右色变”,总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难免脱离实际……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问题,大多数代表肯定了报告的提法,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产物,具有科学的根据。特别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如“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等之后,不仅巩固了人民公社,也促进了总路线无限生命力的发挥。但也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称“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粮食、市场紧张?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有的代表则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有问题,不完全符合国内需要,可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难怪乎有的代表说,这次大会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会了。

  这些争论,从表面上看是代表们对报告的主旨有不同的意见,实质上是会前人们思想上分歧的充分展现,而这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毛泽东“集思广益”的“先见”。

(作者:  责任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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