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李井泉（后右二）和广东农民黄书声（后右三）等合影，前排右二为作者申再望

1965年11月，李井泉与攀枝花设计人员在一起

　　冬夜，大雾弥天，寒意袭人，我辗转难眠，起身从书柜取出一本书，深红色的布面封皮上没有字，书脊上印着“马列主义五大名著汇编”。翻开封里，浅黄色的画面有两支点燃的蜡烛，在漫漫长夜发出温暖的光芒。再翻开首页，上端有两行工整的毛笔字：“赠李井泉同志毛泽东”。

　　这本书是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收存了《共产党宣言》、《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父亲一直珍藏身边。1966年2月，不知父亲出于何种考虑，将这本书拿出来，让子女们传阅。随之而来的“文革”风暴中，书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抄走。1973年，父亲恢复组织生活，经一再追索，学校将书归还予他。1977年春我入党后，父亲十分高兴，郑重地将此书交给我，要我认真学习，好好保存。父亲已去世20年，随着岁月流逝，他的名字淡出人们的记忆。每当我看到这本书，就想起他，他一生追求理想，献身革命，历经坎坷艰辛，信念却终不泯灭，一如冬夜的红烛。

　　农民的儿子

　　1909年11月1日，父亲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祖父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土改时李家被定为中农。家乡的老屋至今完在，青色的瓦，灰色的砖墙，屋檐下的横梁上用墨汁写着一个字，“春”。燕子年年飞来这里筑巢，至今不息。屋前有一个大水塘，水源丰足，水色清亮，父亲从小就在这口水塘冲凉沐浴。

　　村里许多人家都姓李，取名讲究辈份，父亲属泉字辈，除了他，村里还有金泉、思泉、涌泉、岩泉等，文革中我回乡务农时，称呼他们“叔叔”。他们说起我父亲，就像说起自家人，称道他从小爱念书，懂道理，敬长辈，做事勤快。

　　1960年，父亲回过一次家乡，看到农村的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就请求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村小，周边村子的孩童也可就近来读书。学校建成后，深得村民们赞许。

　　仓下村附近有条河，河对岸有粮站，一条路通往多个乡镇。百年前河上有座石桥，被洪水冲塌后，一直没有重建，行人过往靠船摆渡，汛期一来，渡船经常停渡，村民们出行和过河交售粮食甚难。1974年，父亲再度回乡，乡亲们反映修桥愿望，他深为牵挂，当即建议地方政府修桥。桥完工后，可通汽车，方便行人，有利商贸，甚得民心。当地百姓取名为“万年桥”，并在桥头立碑一座，凿文铭记。

　　父亲对家乡父老关怀有至，却从不厚待自己的亲属。他的弟弟被国民党抓捕，去世后留下子女二人，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把他们接到成都念书，读完中学后，侄子在成都一家工厂当工人，侄女回到唱凯镇当供销社售货员。父亲的弟媳妇一直是农民，住在仓下村，父亲的三个姐妹，也一直在乡下务农。文革中，我和妹妹大蓉、二蓉回乡插队，常到姑姑家“走亲戚”，见到她们养鸡种菜，纺棉织布，以勤劳为生，毫无抱怨，对我们则关怀备至。

　　1928年，父亲所在的红4军25师在广东大埔县展开游击战，被敌人追剿，父亲与部队失散，躲进深山老林，幸遇农民黄书声相救，把他藏起来，每天给他送饭送水。此后他在大埔、梅县一带领导地下斗争，直至重返部队。解放后，父亲一直挂念着黄书声，委托广东省委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黄氏一家人。1960年，我随父亲去广州，见到了这位朴实敦厚、笑容腼腆的恩人。握着他粗砺的双手，我深深感动，因为他没有向父亲提任何希求，只是同桌吃了一顿饭，就回乡下去了。经历了文革数次抄家，我保存的家庭照片被烧被毁，几乎荡然无存，可是父亲和这位广东农民的合影照，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留给我珍贵的记忆。

　　三年自然灾害，让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温饱”二字的深切含义。面对买棉布要凭布票的困境，身为四川省委书记的父亲，决定在四川农村推广种棉花。四川盆地气候潮湿，雨水多，日照少，适合种棉吗？许多人心中有疑虑。但是父亲一心一意要种棉花，首先就从他住的院子动土。几乎在一夜间，省委书记的大院里所有花草被拔除，种上了棉苗。父亲请来了简阳县农村的种棉高手张泗洲，让他指点如何施肥浇水，修剪枝叶。这位农民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客，大院里负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则成了他的得力帮手。

　　父亲对种棉花到了痴迷的程度，天不亮他就起床，到棉田里转悠，看这看那，晚上他也不停息，拿着手电去看花蕾。一遇刮风下雨，花蕾或棉桃受损，他就脸色阴沉，我们只好躲远一点，否则他会朝我们发脾气。

　　那一年，我读书的中学也响应省委号召，开始种棉，足球场边的空地全都变成了棉田。父亲得知后，非要我抱两盆棉苗送到学校去，说是推广新品种，我不太情愿，他就发火了，说我不爱劳动、思想有问题，叫人通知学校，不许我参加五四青年节入团宣誓，我的宣誓只好延期到六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带头种棉花，终于收获了成果。四川地区不能种棉的禁忌被打破。直至今日，四川还有一定规模的棉花生产，简阳县所在的资阳市是全省棉花主产地之一，每年棉花产量为3.5万吨。

　　1969年知青下农村，我去了父亲的家乡，那里是棉花产地，我才体会到种棉的乐趣，远胜过种水稻。采摘棉花的季节，天空总是湛蓝湛蓝的，阳光和煦，清风送爽，穿行在棉田里，真是大自然里的一种享受。我想到父亲少年时候也采摘过棉花，也一样快乐无边。

　　“文革”中，父亲身陷牢狱，却依然关心农村问题，挂念农民的生活。1972年，我们通过次申请得到“上面批准”，从江西去北京看望他，当时他被“特护”，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狱。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西郊八里庄一个军营，他每次坐车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于他被长期单独关押，没人说话，加之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后来见面次数多了，情况才有好转。

　　他听说我和妹妹在江西农村务农，就要我们作农村调查，并开了一张很详细的单子，想要了解解放前和建国后唱凯镇、仓下村各方面情况。我写了一份《江西农村考察报告》给他，报告中对农村受“左”的干扰、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作了如实讲述。父亲看了后很不满意，给我回了一封长信，用铅笔写在活页纸上，足有7页纸。这是我一生中，父亲第一次给我写信，也是唯一一次。他在信中对我反映的许多问题表示不解，因为他被关押多年，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信中，他批评我的思想方法不对，“很危险”。我理解，他是担心我“因言获罪”，遭到与我二哥明清同样的不幸。

　　1973年父亲被“解放”，重新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到过不少地方的农村做调查。他曾就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给党中央写过一个报告。1978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认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