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长征中，毛泽东虽然高居中共中央的核心，有法统上的最高权威，却被兵多将广的红四方面军一把手张国焘，当成不屑一顾的一碟“小菜”，进而几番“逼宫”，要求改组中共中央。

　张国焘未能如愿后，索性孤注一掷，另立中央，说“此间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自封“主席”。他还公然把毛泽东正宗的中央降格为“北方局”，说“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多年后，毛泽东对此还刻骨铭心，心有余悸地回忆说，他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

　毛泽东早年的人生，虽然“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但坎坷挫折不可谓不多，手中的“权柄”也几番易主。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上，他丢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他更是一无所有，被迫屈居乡下“养病”，“连鬼都不上门”。

　但这都是走的正常程序(至少表面如此)，毛泽东虽然十分郁闷，却也无话可说。而张国焘则是公然拥兵自重，以下犯上，“用枪指挥党”。

　事可一，而不可再！

　因此，当天下基本大定的1949年10月，毛泽东就给那些拥有兵权的方面军将领们敲起警钟，百战之身的刘伯承竟心里“直打颤”，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据《百年潮》记载：“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其实，这远不是毛泽东最早防备麾下方面大员“尾大不掉”之举。

　解放战争中，他别出心裁设立的请示报告制度，就是未雨绸缪的举措之一，这当然也是必须之举。

　1948年1月，国共还在相持状态，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方面大员掌管的远比当年张国焘强大的人马，不能不使毛泽东有所警惕，尽管这些经过延安整风(只有粟裕例外)的大员们还看不出丝毫苗头。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防患于未然，对全党、对方面大员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汉初三杰”韩信、彭越、英布天下大定后，很快就声名扫地，身死国灭，不就是刘邦的制度不健全，结果反而害了他们吗？

　这年1月7日，毛泽东给几个中央局和野战军的头头脑脑专门下达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以“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

　有资格接收这份制度的人大略如下：

　中央局：东北局书记林彪、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晋察冀局书记聂荣臻、晋冀鲁豫局(不久与晋察冀局合并为华北局)书记邓小平、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中央分局：(略)

　野战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前委书记林彪，政委罗荣桓；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代前委书记粟裕，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军区司令员陈毅未到职，实际在中原军区与中原野战军任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兼前委书记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兼前委书记彭德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不久改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习仲勋。

　毛泽东除给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指出请示报告内容的要求，必须“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并规定将报告发给中央主席外，还特别给野战军与军区的“老大”们做了单独的要求：

　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做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

　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

　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主席。

　制度规定，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报告的对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野战军、军区“头头”报告的对象是军委主席。但其实这两个主席都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