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人被定为“叛徒集团”并揪出“总后台”

　　全面出击的南开红卫兵也并非总是那么春风得意，上上下下都有人不买他们的账，或者索性跟他们对着干。南开的另一派红卫兵“卫东”，与“八一八”争着“抓叛徒”。他们也远征大西北，发誓要揪出刘澜涛。11月23日，南开“卫东”伙同当地红卫兵准备在西安召开大会，批斗刘澜涛。西北局电话请示中央，周恩来于24日回电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在将电报稿送毛泽东审批时，周恩来特地附信说明：刘澜涛等人出狱事七大、八大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全国各地的抵制乃至反击就更多了。红卫兵曾自述他们所遭遇的“革命低潮”：“阶级敌人手忙脚乱，以垂死的疯狂加紧了对八一八小将的政治迫害”，“迎面而来的是围、追、堵、截、砸、打、抢、抄、抓”。但是，红卫兵很快迎来了“一月革命”的风暴。1967年1月9日，红卫兵又写就一份《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报告》，送交“中央并中央文革”。请示报告历数“刘少奇叛徒集团”30多年来的“三反”罪行，列出了300名叛徒的地域分布表。最后，就“今后怎么搞”作出了战略部署。自此以后，南开红卫兵日益获得中央文革的青睐。中央文革多次说过：“南大八一八抓叛徒是革命行为，我们完全支持他们”。尤其是康生，“一月风暴”以后，不只一次公开支持南开红卫兵。他曾在中央组织部煽动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南开“八一八”自己也说：“在南京遇到困难时，康生同志亲自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帮助我们解决困难。陈伯达同志、谢富治同志、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等中央首长曾多次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

　　南开红卫兵最得意之作，是所谓的“寒天风雪月，三审张闻天”。各地战斗队的一条条重要线索，汇聚到天寒地冻的北京城。又一个大目标出现了，红卫兵发现自己正在逼近“叛徒集团的总后台”。北京战斗队断然决定提审张闻天。1967年2月14日，红卫兵一审张闻天。他们一涌而上，团团围住了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愤怒揭发张闻天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张闻天似乎并不把红卫兵放在眼里，“他傲慢地又吸烟，又喝水”。问得急了，就声辩说：“我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这很是激怒了红卫兵，他们又质问张闻天：“（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你伙同彭德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这难道就是你的所谓一贯紧跟毛主席吗？”张闻天只好承认：“我就反了这一次。”红卫兵这才大声喝住了张闻天，单刀直入问：“你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1936年，你就曾经勾结刘少奇，指示别人自首出狱。”张闻天被突然袭击，半晌说不出话来。红卫兵再三要他“放老实点”，他含糊其词：“也许刘少奇给我打过电报。”红卫兵步步进逼：“什么内容？”张闻天说：“我不能说。”红卫兵问：“为什么不能说？”张闻天答：“记不清 了。”

　　张闻天显然采取了拖延战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如何说，以后的二审三审，他其实也在故意拖延。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被南开红卫兵审问的那段日子，张闻天“很为踌躇”。他既不愿不顾事实，将责任推卸给刘少奇，而使他蒙冤受害；也不愿尊重事实，明言此事毛泽东知晓，而领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张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事真相的康生去信。在信中张闻天只是含蓄地说，此事回忆的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望康生查了档案后明示。接连去了两封信，都不见回音，张闻天决定独自承担责任，在向南开红卫兵的“交代材料”里，他写道：“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审完张闻天，事情的“真相”也就清楚了。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变节材料》及批示。此材料由康生掌控的“彭真专案组”写成，而批示不过是更加提纲挈领。批示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批示还引用了毛泽东1月31日在别处的一段批语：“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六十一人案”当事人及受牵连人员不断向中央申诉，要求平反。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为“六十一人案”平反。（本文摘自《百年潮》，作者：胡雪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