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辛万苦”摸清关键环节

　　从杨献珍身上打开“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缺口”后，南开红卫兵立即又杀向北京图书馆，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要翻出那些“反共启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红卫兵“每天只吃一顿饭，喝几口冷水，啃几口冷馒头”，奋战了三天三夜，终于从《华北日报》上找到了61人的“反共启事”。

　　可是，“反共启事”上大多是化名，比如，薄一波化名“张永璞”，刘澜涛化名“刘华甫”，杨献珍化名“杨仲仁”，安子文化名“徐子文”。反复翻阅“反共启事”，红卫兵仍旧一头雾水。死材料不会说话，还得抓活的，他们很快总结成了两句话秘诀，叫做“死人活对，死材料活查”。从故纸堆中出来，红卫兵又先后六次提审杨献珍。红卫兵自己也承认：“攻破杨贼是破获叛徒集团的关键”。他们还自豪地宣称：这是遵照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教导的结果。根据“供出”的线索，红卫兵乘胜追击，“直捣”廖鲁言（农业部长），“怒斥”徐冰（统战部长），“激战”朱则民（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到1966年10月，红卫兵摸清了一些人名，也大致摸清了这个庞大的“叛徒集团”、“叛党投敌”的几个关键环节：“这伙叛徒自首出狱是刘少奇指示的。刘少奇指示‘狱中党员可以履行自首手续’。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刘少奇的‘指示’是由徐冰传给孔祥祯（第一轻工业部长），孔又传给狱中薄一波的。”

　　11月1日，初冬北京的深夜，高教部的一间木工房里灯火通明，红卫兵正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奋笔疾书，起草给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红卫兵写道：“现已查明，他们是一伙叛徒”，“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在“请示报告”中，红卫兵向中央请示：（1）刘少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交代过这个问题没有？（2）这个问题党内有过结论没有？如果有，是谁做的？我们认为必须重新评价这个问题。（3）不管如何，我们认为他们都是叛徒，必须彻底揭发、坚决打倒！至于什么时候往外打，请中央指示。请示报告最后写道：“此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望速回示。”还附上了高仰云的“反共启事”。

　　几天后，红卫兵又给他们的校友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占有材料看来，这伙叛徒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根子很硬，涉及面很广，危害甚大。因此，我们建议党中央立刻成立专案组搞这个问题，我们协助党中央坚决把这伙叛徒铲除净尽！”言下之意，大约是恳请周恩来看在南开校友的份上，为他们搞这个“惊天大案”助一臂之力。

　　红卫兵的“请示报告”名为“请示”，实则根本就不想“请示”什么。在那样的“革命气氛”下，他们也不必“请示”什么。红卫兵刚送交了请示报告，就在南开园里贴出了《看！高仰云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脸》的大字报，并开始揪斗高仰云夫妇。与此同时，他们拉出了许多个“抓叛徒战斗队”，杀向全国各地。据1967年10月他们自己的统计：“踏遍全国二十几个省份，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数百个大中城市，历时一年左右时间，先后出动一万五千多人次，行程二百万公里”。

　　红卫兵的一支战斗队杀向了西北局所在地西安，他们的目标是一头白发的“白匪”刘澜涛。20多天过去了，仍旧没有抓到刘澜涛。红卫兵便将西北局办公楼团团围住，“果断地采取了静坐示威的革命行动”。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一位眼尖的红卫兵认出了刘澜涛乘坐的小轿车。小车在前面跑，红卫兵在后面追，最后，“奇迹出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八一八小将，就凭着一双脚，追上了刘澜涛的小轿车，在深山中逮住了刘澜涛”。

　　还有一支战斗队，在白山黑水间跟踪追击。他们早就查出61人“叛徒集团”中的“罗霖祥”和“汪德光”“盘踞”在东北局。“罗霖祥”如今叫“赵林”，任东北局委员、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汪德光”真名叫“王鹤峰”，任中央监委候补委员、中央监委驻东北局监察组组长。揪斗赵林，因为周恩来的干预而出师不利，于是，战斗队就集中火力搞王鹤峰。不料王鹤峰听到了风声，走为上策，躲到了大连。战斗队日夜兼程赶往大连，将他当场“抓获”。面对红卫兵的审问，王鹤峰拒不承认自己就是“汪德光”。这一次，红卫兵居然不急，玩起了“欲擒故纵”的“好戏”。王鹤峰却有些急了，连夜从大连给东北局组织部发电报，请求有关人员帮助转告各地的草岚子难友，如果红卫兵向他们打听他在狱中的名字，“务请绝对不要告诉”。红卫兵果然“神通广大”，电报落入了他们手中。王鹤峰发了电报，仍不放心，急忙赶回东北局，从家中翻出在草岚子与薄一波、安子文等的合影照片，乘飞机到了北京。红卫兵仍旧不动声色，坐了火车，尾随而至。在北京，王鹤峰的警惕性提高了，发现红卫兵在跟踪自己，他一面让随从与红卫兵周旋，一面搬了住处。自以为很安全了，他就满北京城找难友，“大搞攻守同盟”。他当然不能想到，“小将们暗暗跟着王鹤峰，找到了一个又一个叛徒的家”。红卫兵简直比昔日搞过地下工作的王鹤峰还厉害，所以，事后他们在自己的小报上大肆嘲笑王鹤峰：“大叛徒王鹤峰为小将领了路，做了向导，他还自鸣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