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们带着英文课本出席四大

　　1925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址在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的华界与租界毗邻之地，是租来的一栋三层楼石库门房子。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教室的样子，有黑板、讲台、课桌课椅，代表们每人都带着英文课本，以备如果有人闯进来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

　　出席四大的代表共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代表了全国994名党员。出席代表有：中央领导机构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谭平山、项英、王荷波，广东的杨殷，湖南的李维汉，湖北的陈潭秋，山东的尹宽，北京的范鸿劼，上海的李立三，江西安源的朱锦棠，天津的李逸，直隶唐山的阮章，青年团的张太雷，旅莫支部的彭述之，旅法支部的周恩来，以及特邀代表汪寿华。列席代表有：张申府、沈玄庐、黄平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会议。(由于缺少原始文献资料，关于四大代表的名单，全靠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某些片断材料，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本文采用了其中一种说法。)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陈独秀的工作报告，全面评价了党中央一年多来的工作，“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我们现在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 。同时，“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能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同时，代表们也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技术等方面的工作失误以及执行中央决议的迟延，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最后，大会希望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

　　在四大前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维经斯基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报告，他还临时提议，要以大会的名义通过议决案，谴责托洛茨基在联共（布）党内的分裂活动。草案宣读后，由于很多四大代表不熟悉联共（布）的情况，好久都没有人表态。最后经过彭述之解释说明，结果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

　　各地代表分别报告了本地区情况，其中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着重谈了广东的军事状况。因为瞿秋白、谭平山在会议进行4天后才赶到上海，为了等待他们，会议把国民革命问题推迟到了16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