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对诞生初期比较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在中共诞生之前，还是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都曾出现过一旦缺少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停顿或者瘫痪状态的现象。比如，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

　　其次，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常常出现滞后或延误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将珠宝和钻石等贵重物品兑换成现金耗时过长，再者是工作人员之间的衔接不畅。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斯列帕克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指出：“说到共产党，首先应该强调一下它的财政困难情况。你知道吗，格里沙，遗憾的是，经费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其实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也许对其他许多共产党都是如此。简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并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

　　第三，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没有放弃自筹经费的努力，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比如，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就反映了这一努力：“……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党能□自行筹款”；再比如在1923年2月7日罢工中，汉口江岸以及郑州和长辛店等地的京汉铁路工人遭受了军阀吴佩孚的血腥屠杀，在争取共产国际提供抚恤受难工人及其家属的专项资金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安抚受难者。

　　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另一位领导人萨法罗夫的信中就说：“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我们对受难者就无所作为。因此，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了1万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

　　第四，莫斯科对中共提供经费支持，固然有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推进“世界革命”的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利己动机和实用主义因素。列宁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上阐述的一番话就充分反映了创建共产国际的目的：“……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显而易见，此时苏俄领导人是将发动和推进世界革命作为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法宝，也正是从世界革命这一根本战略规划出发，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然而，世界革命这一战略并没有在西欧各国获得苏俄政府及共产国际所预期的胜利，反而遭受了严重挫折，这迫使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不得不调整战略，开始重视亚洲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探索和寻觅中国革命盟友的艰难过程中，苏俄领导人曾长期轻视诞生时间不长、比较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相对于后来对中国国民党的经费援助，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支持是比较少的，共产党人蔡和森在一份呈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抱怨说，仅仅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一种报纸的经费，“就超过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经费”。这里明确地反映出莫斯科对中共的轻视，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中国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因而对后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摘自《同舟共进》，作者：徐元宫，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