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提供了多少经费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对上文的最后一句话所作的注释是这样的：“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的。”张国焘这里所说的“威金斯基”，是指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率工作小组于1920年4月抵达北京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工作小组抵达北京后不久，经李大钊介绍，又辗转来到上海。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从上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发了一封密电，汇报了工作小组抵达上海后所开展的工作情况：“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15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2000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从中可见，维经斯基小组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同时密电也揭示工作小组投入了一定的经费，客观上也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开展活动的经费支持。

　　有资料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指出：“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费。”

　　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包惠僧在其回忆材料中也有佐证：“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2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中共一大之后，特别是陈独秀从法国巡捕房获释，开始真正履行中共中央书记一职后，共产国际便经常性地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在同一天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写道：“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党能□（原稿此处一字不清，似为“够”字——作者注）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此处原文没有标注货币单位——作者注），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目前，要精确统计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究竟提供了多少经费支持，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拨款往往不完全按照预算来拨付。比如，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000金卢布，但实际上拨付的经费大大超出了这一预算，共产国际派驻上海具体负责拨付经费的工作人员维尔德于1923年7月26日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密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三个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其中“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都不是经费预算中所包含的支出项目。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利金呈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书面报告也提到：“应当承认：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国外工作的拨款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组织方面的开支占了大部分，二是给各中央的预算拨款常常变动不定……”

　　二是有时由于一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粗心或不负责任，导致少数汇款既没有标注是何人所汇，也没有指明汇款作何用途。比如，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指出：“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此处原件未标注货币单位——作者注），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

　　三是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除了共产国际外，后来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以及“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等组织也向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提供过经费支持，不过对这些组织的经费援助一般比较少。由于提供经费的各部门之间缺少沟通或者沟通不及时，有时会出现重复提供经费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精确统计具体数额的难度。

　　四是有时因为中共经费过于紧张，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会临时将应当转交给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经费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上海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从您寄给日本共产党的7500金卢布……中，通过越飞同志（由从北京来的专门外交信使）转给了日本共产党5500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林将详细地写信给您），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请您确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对今后的做法作相应的指示。”

　　尽管如此，上文所引述的几份解密档案材料已足以证明：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支持对于诞生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