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犹如巨石投入水面，激起层层波浪。密云不雨的局面终于被打开，形势急速发展。

　　8月5日下午，刘少奇按原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回家后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8月6日晚，林彪结束休养从大连飞抵北京，直接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原定计划5天开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现在是无论如何不能如期结束了。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弯子实在拐得太急，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人一反常态，狠揭猛批，用词刻毒。

　　在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成了生活会外的活跃角色。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然而并未完全如愿，陶铸第1个拒绝了她。结果，谢富治放了头炮。

　　8月12日，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在这天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们在事先印好名单的选票上画了圈，投了票。

　　重新选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这次全会没有重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后来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对林彪却仍称他副主席。这样，林彪实际上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没多久便明文称他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检阅百万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从凌晨1时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在统一指挥下，陆续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广场正前方安排的是来自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师生，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站着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这天，主席睡不着觉，清晨5点多，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主席便穿上军装准备出发。当时，我们(指陈长江等)没有给主席准备军衣，临时决定找来一中队干部刘云堂的军装，给主席试穿。刘是个大个子，他把仅有的一套干部新军装拿来了，主席一试正好。主席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身着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时，广场上已坐满了人。当主席魁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整个广场一片沸腾，人们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上空。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上缓缓走下，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主席边同群众握手边微笑向群众招手致意。我们跟随主席向广场中间走去。周围的群众纷纷站起来，把我们围在广场中间，前进不成，后退不行。我们身后跟着几部汽车，公安部长谢富治站在车前高喊：“我是公安部长，请同志们让主席走。”尽管他扯着嗓子喊个不停，但无济于事，因为喊声早被淹没在人们海啸般的欢呼声中了。我们10几名警卫人员一直寸步不离主席，紧紧围在主席周围，以免人群冲撞主席。当警卫团的机动部队和卫戍区机动部队联合清出一条路后，主席才安全回到金水桥畔，主席一再挥帽向激动万分的红卫兵致意。当主席重新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广场再次沸腾起来，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0时半，庆祝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林彪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还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周恩来总理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稿，都经主席审阅过。大会结束后，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首都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不时地向群众招手致意。而游行群众的眼睛都在寻找主席的身影。虽然，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都有过这种场面，但此时此刻人们把能亲眼见到主席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游行队伍似潮水在天安门前翻滚，源源不断地流过，主席始终站在城楼上，不曾休息片刻。这时，一名红卫兵走过来，把写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在主席左臂上，主席没说什么，就默默地接受了。

　　当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会见观礼台上的代表时，广场上的人流立刻骚动起来，很多人都停下不走了，因为他们看不到主席的身影了。于是，主席只好站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广场的观众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又一阵阵地在广场上空回荡。我们都劝主席回去休息。连续接见这么多人还是第一次，担心影响主席的健康。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

　　8月31日，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率先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他在接见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政治，触及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周恩来讲话，他说：“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这次接见了50万红卫兵，接见情况与8月18日那天差不多。

　　9月15日，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此时凡来京串联的人均成了主席请来的客人，都要热情接待。前两次接见后有人提出，看不清毛主席。这次安排百万红卫兵分坐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中间留出8米宽的道路，用12辆吉普车，中间一路四辆分别由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站在车上，缓缓前进。两边各4辆，由我们警卫人员乘坐并行前进，不影响两侧红卫兵看清主席。主席站在车上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后来几次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红卫兵能看清主席和其他首长，但是主席已70多岁，其他首长年龄也不小了，一次站几个小时确实很累、很辛苦。我们若指挥不当，还有被包围的可能。有两次接见，在准备换车时，群众拥挤过来，在我们警卫人员和机动部队的帮助下才使主席安全返回。每次这样的接见都是对我们警卫工作的一次检验。

　　10月1日，国庆17周年。这天中央首长在中南海勤政殿集中，一起出发到天安门。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民主人士检阅游行红卫兵和各族人民代表。这年与往年不同，没有阅兵，游行成员主要是红卫兵，到12点多游行才结束。这天下午4点多，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到大会堂一一八所开会。由于晚上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灯火晚会，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要一起上城楼与大家共同欢度国庆佳节。于是7点多，我们便随主席从大会堂西门乘车到大会堂西北角，即南长安街南口，准备到天安门城楼。可是车刚行驶到南口，红卫兵和群众便拦住车要见毛主席，我们车一停，后面其他首长的车也被堵住，前进不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万人之中。当中央警卫团领导带机动部队赶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车队得以解围。

　　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接见红卫兵时，主席改用敞篷吉普车，在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11月的北京天气渐冷，涌入北京城急切盼望见主席的人骤然增加，有的排队等不到火车、汽车的人就步行千里到北京，各方面压力很大，吃住都困难，而且天气又冷，很难办。

　　周总理请示主席：“你不见，他们不走啊。”

　　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嘛。”

　　总理担心地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

　　主席和总理决定，11月25日、26日两天全部接见完。两天安排300多万人，谈何容易。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和西郊机场都安排满了。一天150多万，连续两天，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分乘吉普车接见红卫兵。由于在车上站的时间太长，有的首长下车后，脚都走不了路了。

　　从主席的言谈话语中，我隐隐感觉到主席接见红卫兵有时是不情愿的，而是红卫兵逼着主席非见不可，不然就不走。因此，有时接见就成了主席的一大负担。

　　一次，主席对我讲：“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

　　我见主席面有倦容，便不由地问道：“昨天见了，今天还要见？”

　　主席说：“累也要见，不然娃娃们不走，你有什么办法。”“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共有1100多万人次。像主席乘敞篷吉普车接见上千万红卫兵，我每次仅能带20多人，分坐在两边车上保卫主席，真正遇到群众拥挤和包围，就很难办。好在8次下来，安全保卫工作没有出现大的纰漏。（本文摘自《毛泽东生平全纪录》，柯延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