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马上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接着，他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因为吴法宪与林彪有特殊关系，自然令人信不过。

　　周恩来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李作鹏接到周恩来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与这位“副统帅”多年的特殊关系使其难以自拔。李作鹏又联系到9月6日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关于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谈话，他对周恩来追查256号飞机感到很不寻常，而且感到害怕。

　　“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措施。林彪乘坐的飞机要经过4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4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对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要让周恩来批准才能放飞。

　　李作鹏出于同林彪的特殊关系，此时站到自己效忠的“首长”一边，为此玩了一个花招。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4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

　　周恩来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后来，这成为林彪能够逃走的重要原因，也是李作鹏的一项重要罪状。

　　当时，吴法宪乘车来到西郊机场候车室，他让秘书马上把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找来，因为从周恩来在电话中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今天这架飞机事关重大。吴法宪不敢怠慢，可是他的秘书转了两圈，都没有找到胡萍。原来此时胡萍正躲在一间电话室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去的空军第34师的副政委潘景寅。

　　当时停在山海关机场的英制三叉戟飞机，是由中国民航委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购买的，由潘景寅带队以民航的身份接回来的。这架标号256的飞机在广州改装后作为专机，当时在国内算是最好的民航飞机。因为中央有规定，毛泽东不能坐飞机，所以这架飞机专供副主席林彪使用。

　　据后来的揭发材料说，胡萍在电话中告诉潘景寅说，吴司令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谁同意的？看来事情闹大了。胡萍还嘱咐，有人再查这架飞机，你就说这架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潘景寅也回答，如有人问便说飞机的油泵出了一点故障，正在修理。

　　对于潘景寅与林彪的关系，也是“九一三”事件的重要谜团，坠机死亡后，他曾被定为“死党”，家属作为“反革命家属”对待。后来落实了政策，1981年12月2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潘景寅的家属发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上面写道：“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希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对潘景寅的死亡性质虽改变了原来的“反革命”的定性，却又不算“烈士”，只按“病故”对待，也真是一种奇特的说法。后来，这个机组中未上飞机的人写了回忆，说潘景寅当天的行动反常，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内情恐怕也被带进了坟墓。不过按常理推断，潘景寅毕竟还是上级命令的执行者，出逃的责任在林彪父子不在他，过去按“反革命”处理并株连家属确实不公道。

　　得知了山海关机场有飞机这一情况，晚上11点半钟，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据当事者记述，通话内容是这样的：

　　周恩来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恩来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

　　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恩来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恩来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恩来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慌了起来。她马上劝周恩来不要到北戴河来，说什么：“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当时周恩来说的这番话，并不是想稳住林彪、叶群，而是确实打算去北戴河，为此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周恩来已经想到林彪有外逃的可能，于是他要求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并说“如果林彪要起飞，我到山海关机场去拦他。”

　　在这紧要的关头，周恩来还是想阻止这位党章上写着的“副统帅”、“接班人”走上绝路。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演，周恩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以为然，这次是为维护党的利益和威信所采取的行动。（本文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徐焰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