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1日起，卫生部新修订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实施，7大类28小类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但禁烟首日，很多市民对于这一规定并不知情，而网吧、酒店等全面禁烟的室内公共场所，仍是吸烟重灾区。

　　（5月2日 《京江晚报》）

　在《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禁烟规定正式生效后，5月1日被称为“禁烟首日”，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对此进行了聚焦，可见在中国禁烟，颇有点“狗咬人”的新闻意味。

　然而，正如“狗咬人”后人必定注射疫苗一样，室内全面禁烟的规定实施后，各地又毫不意外地出现了收效甚微的景象。以至于不少观察人士忧虑，此番“首次动用全国性法规”的控烟新举措，会和建国后全国及各地的历次控烟行动一样，最终铩羽而归。

　如此悲观并非没有根据。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虽然凭借《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首次成为全国性法规，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从这部“禁烟法规”的出台时间、具体规定及相关效力看，决策者坚定的禁烟决心非但没有因此彰显，相关态度甚至还一如既往地暧昧。譬如，在这部《实施细则》中，虽有“禁止吸烟”的明文规定，但违反此规定的罚则却未见踪影。这等有悖于“有禁有罚”常规的怪事，似乎有意在和我们控烟史上的“有禁不止”风格一脉相承。

　此前的2006年1月，中国签字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承诺将在五年内实现“室内彻底无烟”的环境。及至今年1月，时限虽已届满，承诺却成空言。因而此次“禁烟入法”，也更像是一种情非得已或自我解嘲。面对这种明显缺乏诚意的控烟举措，不怪鲜有人能保持乐观。

　禁烟态度为何如此暧昧？通常的说法是，中国的控烟背后，有着相当复杂和激烈的利益博弈，一直处于博弈上风的利益一方是，每年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7%左右的数千亿烟草税收，和数以百万计的烟草从业人员的既得利益。为此有论者认为，政府之所以不能禁烟，正是出于一种经济考量。但是，这一论点却被另一笔“经济账”所质疑。去年，一份《控烟与中国未来》的研究报告显示，吸烟导致的医疗成本、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成本，已经远远高于烟草行业的缴税总额、就业贡献等价值总额，2010年烟草的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1.5亿元降至负600亿元。

　不过，数千亿的税收和一个行业的既得利益，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拥护者；而后者只是一种宏大却往往“事不关己”的国家利益。当一种国家利益没有足够强大的捍卫者或代言群体，那么它与既得利益的博弈，就只能失败。

　马克·吐温说：戒烟有什么难的，我已经戒过一千次了。有此暧昧态度，我们禁烟也能一千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