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24年。一天，段云峰叫在河北大学读书的段伯宇请假回家。进门后，父亲对儿子说：“我要到北京去。”

　　儿子说：“爸，你到北京去干什么？现在时局这么乱，你在保定军校教书不是很好吗？”

　　父亲说：“刘竹波当了参谋次长。他年纪大了，叫我去帮帮他。不去不好呀，得罪人。”

　　段伯宇对刘汝贤的印象不错。他在天津觉民中学读书时，刘汝贤是学校董事会的兼职董事长。刘是老同盟会员，主张富国强兵，反抗强权，洗雪国耻。他每学期都要亲自给学生讲课，讲甲午战争，讲日本侵占旅顺大连的屈辱史，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极大地激起了学生的爱国激情。因此，段伯宇听说是刘竹波叫父亲去工作，也就不再拦阻，只是问：“爸，你愿意去吗？”

　　段云峰说：“冯玉祥这个人不错，脑子里有国家，有民众，有士兵。他手里有部队。他拥戴段祺瑞出来干，我也干。还有国民三军的总司令孙岳，他也是保定武备学堂和陆军大学的，还是高阳人，是同乡嘛，这个人也不错。希望你在学校里好好念书，别的不要管。”

　　段云峰到北京后，按照自己“帮助刘竹波整顿整顿”的想法，协助刘竹波主管本部事务。后来刘竹波升任参谋总长，段云峰也升任为总务厅厅长，并代理参谋次长，直至1926年离职。

　　鹿钟麟其时也在北京，还被段祺瑞任命为兼职的京师警察总监，兼管北京的市政警卫事宜。

　　鹿钟麟见了段伯宇后，问了他的身世、经历，很高兴，显出一种亲近感，并和段伯宇拉起家常，兴致勃勃地告诉段伯宇，这个地方与日军作战牺牲的人很多，现在给牺牲的人盖了一座很大的庙，还盖了一些房子，吸收烈士的子弟来读书。像你们那时的觉民中学一样，吸收了一些同盟会先烈的子弟。

　　段伯宇从鹿钟麟的谈话中，知道他本人没有什么力量。鹿钟麟感叹地说，他的号令出不了门口，管不了事。言谈中似有不少苦衷。

　　鹿钟麟于1938年6月走马上任之前，通过冯玉祥的接洽，在武汉曾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向他介绍了河北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形势，希望他到任后能推动合作抗日。但鹿钟麟到任后，却侈谈什么“不允许第二政权存在”，到处收编民军，将他西北军的老同仁石友三任命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其时石友三已和日军暗中勾结。鹿钟麟还借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不断掀起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11月下旬，朱怀冰率部向八路军挑衅。12月6日侵占八路军根据地邢台、内丘以西地区，残杀抗日军民，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1940年元月中旬，八路军从太行山东出，横扫国民党顽军，一举歼灭朱怀冰九十七军大部。鹿钟麟和朱怀冰、石友三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出武安、涉县、磁县地区。

　　段伯宇在前方亲眼目睹了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八路军，一手挑起反共磨擦事件，搜集了不少确凿的证据，于4月回到了重庆。他一路上都准备着把看到的真实情况当面向李济深汇报，谁知到重庆后才得知，蒋介石害怕李济深反对他，已将李“放逐”到桂林，叫李当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还规定他在作战上没有指挥权。无奈，段伯宇只得向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高参王志刚作了汇报。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挑起了磨擦事件。他们惯于“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惯于血口喷人，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搞磨擦。因此，段伯宇实事求是的报告材料遭到了顽固分子的忌恨。战地党政委员会新任秘书长晏勋甫恶狠狠地斥责段伯宇：“吃国民党的饭，为共产党说话。”下令将他关了禁闭。

　　笔者告诉段伯宇老人，就是这位晏勋甫，1949年初任武汉市代理市长期间，秘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策动，在解放军渡江时光荣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荣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直至1964年去世。他的本家晏道刚也于1949年起义，任过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

　　人，是会变的呀!反动的可以变为进步，反共的可以变为拥护共产党。因为真理在共产党一边，而大多数人最终是服膺真理的。

　　回过头来再说段伯宇。他被关了禁闭。特别是李济深调走了，他在战地党政委员会是很难存身下去了。不久这个机构也被撤销。没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下一步怎么办？段伯宇犯了难。

　　这时重庆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皖南事变刚刚过去，国民党在大后方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力图将国统区内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全部摧垮。特务遍地，狼犬满街，白色恐怖弥漫，正像郭沫若在一首诗中所说：“仿佛在空气里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1年5月接连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

　　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强调指出：“国民党统治地方的党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放在利用所有可利用的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如保甲、联保等)的方面，去进行与群众联系的长期埋伏工作”。

　　富有地下工作经验、善于对付白色恐怖的周恩来，早在1940年8月从延安返回重庆后，就在南方局8月31日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过去有的做法过于暴露，国民党就是要我们暴露。千万不要因为建立了统一战线，就忘记了国民党的反动性。要把党的工作转到地下去，尽量避免组织被破坏。后来周恩来还特别要求，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共产党员，要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要同流不合污。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员与组织之间，必须实行单线联系。例如郭沫若等都是以高级民主人士的身份进行活动，他们的党的关系只有周恩来等极少数领导人知道。

　　段伯宇到八路军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后，一直和周怡单线联系。可是周怡出差至今未回。段伯宇对今后工作有过种种设想，他是多么想听听党组织的指示呀!

　　这时，“八办”已搬至重庆郊外化龙桥红岩嘴。这里原先是个果园农场，有一片不小的山地，距市中心约5公里。周恩来副主席平时也住在这里。各地党组织的人员通常都是到这里来和南方局及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特务对我党南方局和“八办”的监视和封锁变本加厉，越来越严密。特务机关在高处修筑了工事，机枪的射口对准了院子，望远镜把院子里的一切活动看得清清楚楚。化龙桥镇不大，才几十户商店和住家，而特务机关设立的秘密监视点竟有十几处，伪装的小吃店、杂货铺、修自行车摊等，五花八门。有一个照相店，楼上的窗口就是秘密拍摄“八办”院内活动的摄像点。

　　段伯宇曾经悄悄地多次去过化龙桥，可是面对特务的严密监视和封锁，难以安全进入“八办”。有一次他好不容易进去了，问周怡在否，答复是不在。别的接待人员不知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谈话也就深入不下去。出于秘密工作的纪律，段伯宇也不便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