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的发生，往往喜忧交替，比如最近广受关注的工资翻番计划。先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透露，我国将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在“十二五”期间力争工资翻番。“工资五年翻番”，大家自然喜不自胜。

　可随后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又表示，“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决定机制”，且是决定工资水平及工资增长状况的一条根本原则。这种“调薪主要靠市场”的说法，立时又让人心生疑虑。

　工资是否全赖市场机制决定，一直莫衷一是。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而制度学派则认为还应包括各种制度性因素。所以，即便“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决定机制”，也未必就意味着仅靠“市场”就能实现“工资倍增”，更不意味着行政力量可以“袖手旁观”。仅以最低工资标准而论，即便政府制定了这个“指导价”，很多企业还在打“擦边球”，有的发放“地板工资”——将最低工资直接作为员工的基本工资，有的将职工变成“劳务派遣工”等等，遑论全凭“市场”做主。果真全凭“市场”做主，最低工资标准说不定会成为“天花板工资”呢，而“工资五年翻番”的愿景也就有点“画饼充饥”的味道了。

　日本也曾在上世纪60年代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到7年时间，人均国民收入就翻了一番。日本当时的“收入倍增”就没有完全甩给“市场机制”，而是各政府部门综合发力，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包括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在内的政策组合拳。其间的种种政府干预，虽然不那么“市场”，却提前实现了收入倍增计划。

　将工资倍增的希望寄望于市场调节，无异于“与虎谋皮”。要想实现“工资五年翻番”，于目前的国情而论，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政府调控举措不可或缺。比如至少可以在减税让利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方面有所作为。

　社会财富总归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转移，此消彼长。如果政府征收的税费过多，无疑就会挤压企业和居民的收入。

　税负之重，之于企业，正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所称，中国企业税负太高，17%的增值税，再加上25%的所得税，即使不是全球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之于居民，突出表现就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碎步前进”，生怕步子大了跌跤。

　以流转税为主的不科学的税制结构、路桥费推高的物流成本、个税的“逆调节”……都成为挤压企业利润、阻碍工资增长的“拦路虎”。这恰恰需要政府减税让利，匀出一些财富。企业税负减轻，有了利润空间，才可能与职工分享利润，工资倍增也才有希望。

　当然，企业未必会主动与职工分享利润。碎片化状态的职工势单力薄，根本没有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和博弈的能力；工会经济上依附于资方，没有“叫板”的底气。工资老板说了算，还“倍增”个啥？这个时候，政府就应该挺身而出，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比如完善集体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动工会职业化以助其挺直腰杆，代表工人协商涨工资等，增强工人的博弈能力。否则，全听“市场”说话，老板永远没有加薪的动力和压力，工资十年也翻不了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