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这般，巩固内部就成了一个关乎游击队生死存亡及发展壮大的重要问题。怎样来巩固？起先有的主张对那些动摇逃跑的，抓回来就斗，斗了再杀；对讲怪话的，也斗，要斗到他改口。然而，这样做适得其反，“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帮助了敌人”。⑤项英、陈毅他们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客观地分析了造成逃跑、叛变和讲怪话的环境因素、心理因素，从而得出了“要巩固内部，主要靠教育、说服，靠民主解决问题”的共识。⑥

　　他们首先从政治教育入手，“从政治上来坚定党的动摇分子”，⑦并教育有个人主义表现的人。陈毅对其时的政治形势作了正确分析，他指出：时局的发展是日本人一定要进占东北、华北，进攻全中国。到时，抗日战争必然到来。我们的游击队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的队伍，有几千人就可以成立几万人的队伍。我们这里就成了一个中心。抗日战线要加强，国民党一定会派人来找我们合作，派军乐队来欢迎我们下山。⑧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很能鼓舞人，后来的事实更证明了它的远见。他们也不讳言当时真实的情况，不造成逼着人家革命，逼着人家受苦；主张愿意革命的就留下，不愿意坚持革命的可以回去，决不能绑着人家来革命。但是有一条，就是回去的要站稳阶级立场，被敌人抓到了无论如何不要多事，不要叛变。

　　那时“有一个主要标准，一切错误分子只要他不投降敌人，我们总是耐心地去教育去争取他，相反的我们对他应该提高最高的警觉性，否则就是帮助了敌人”。⑨有些人听了陈毅的话还是有顾虑，怕说他是动摇分子，怕被“解决”，不敢暴露内心想法。陈毅就又推心置腹地开导他，并且由组织出面采用派遣的方法，给他路费，给他换好衣服，像老百姓一样；再派交通员把他带到路上，带到黄色村庄（按指由“白皮红心”的革命者主持的敌占村子）。临别还不忘告诉他：你出去以后再回来也可以。遇上回去的同志被捕、被关，游击队还尽量进行营救。这些政策一实行，原先想走的人多数不走了。少数走了的，被敌人抓住后逃出来，又回到游击队里。

　　其次是改进领导方式，“保持民主自由，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⑩在这一点上，项英特别强调“领导者自己的模范作用”。他认为，任何纪律、任何困难，领导者自己要绝对遵守，不怕任何苦，任何危险和困难，坚持不动，才最有利于在这种模范作用带动下克服任何不良现象，巩固自己的阵线。“这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有左右全局的意义”。{11}事实正是这样，游击队领导机关、负责人和上上下下的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一起，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一样上山扳笋、下河摸鱼。环境允许时，就搞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谁有意见、有疑问，都可以当面提出。领导干部还组织大家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学理论，给战士们讲国文、讲算术、讲游击战术、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形势、讲前途。以此增强党组织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减少以至消除强迫命令现象，及相互猜忌、对立的情绪。

　　再次是经济民主。项英、陈毅他们领导下的游击队，在经济上一向实行民主管理，账目公开。其时账目都在机关里，一个时期公布一次。外边罚款多少，收入多少，用了多少，冬天做冬衣用了多少，夏天做夏衣又花了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对于这些，大家都没说的。引起一部分人猜测、议论、以至不满的，是项英、陈毅身上鼓鼓囊囊的东西。那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