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项英、陈毅分别被委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之职，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他们由此经历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三年时日。三年里，他们无时无刻不是在敌人的“围剿”中度过的。接连的军事失利和敌人在老百姓中施行恶毒的“保甲连坐”法，使他们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急剧萎缩。为了保存自己，只能“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草、杨梅、笋子和蛇。根本不是过人的生活，像野兽一样。”①

　三年中，陈毅只进过两次房子，看见四次山外的老百姓。这样的景况，当今的人们绝对想象不到。怎么会是这样呢？盖因三年游击战争，“是最残酷而最尖锐的斗争，这种残酷性和尖锐性，不单反映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而且反映于党内斗争。”②与卷土重来、急于报复的敌人斗争，其残酷性、尖锐性自不待言。党内斗争为什么也那么残酷、尖锐？原来其时的党内斗争，主要的并非一般的思想斗争，也非小组织小团体间的宗派斗争；而是“为了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的英勇将士”，反对“一部分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党的利益的家伙，以及只知为个人前途计算而不肯为党的革命而斗争的人们”。③

　由于一边是“像野兽一样”的非人生活的煎熬，一边是敌人不断的封锁、“围剿”、欺骗、引诱，这样的生活容易让人感到前途渺茫，不知何日才是出头天。因而在游击队内部容易发生动摇、逃跑、甚至叛变的现象。昔日的同志、战友，一旦成了对立面，他们就会起到本来的敌人所不具备的破坏作用，而严重危害党、危害革命。中央军区原参谋长龚楚叛变投敌后，主动带领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的粤敌，去北山偷袭我游击队指挥中枢，就是极为恶劣的一例。像这种情况下的党内斗争，还能不残酷、尖锐吗？

　事情还不止于此。在自然的和敌人的双重挤压下，游击队的一些领导人竟然还像在苏区掌权一样，官架子十足，领导方式依然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那一套，对下级和战士颐指气使，非打即骂，再加威吓惩办。如前七十团团长肖湘林（后叛变），对部队的士兵干部就非打即骂，且任意枪杀。他还不顾实际，强令部队硬打强攻，严重削弱了部队。在生活上则贪图享受，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大肆挥霍，“简直无荤不下饭”。“下面的人敢怒不敢言”，因此形成“对于领导同志的恐惧和不满”④，终于离心离德，以至离队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