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阵受命，精心统筹。

　　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大兵团强渡江河湖海，同依恃江河防御的对方决战，能获得全胜的战例并不多见。因此，蒋介石在1800公里长的长江中下游南岸部署了70万人，由海、空军协同，组成“陆海空立体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阻挡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邓小平等则在合肥附近瑶岗村，“统一指挥华野、中野，主持全局”，统筹部署渡江战役。

　　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此番领导百万雄师南渡长江，大致时间是敌我双方均有所料之事，但是，具体日期还需精心选择。渡江战役发起日期数次变更，这主要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以及总前委根据政治、军事形势和气候变化而决定的。

　　1949年2月，邓小平根据军委两大野战军准备三四月渡江南进的指示，主持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问题。会议提出3月中旬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好，因为敌内部政治矛盾未解决，军事部署上对守江岸还是守京沪杭要点，或者退守浙赣线举棋不定。此时雨季未来，春汛未发。中央军委同意这一方案。

　　3月上旬，毛泽东等与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邓小平等，鉴于国共两党即将和平谈判，经反复研究后把起渡时间推迟到4月10日。随后，邓小平回到前线主持总前委会议认为，10日恰为阴历十五，月圆通宵，影响我军突破江防突然性，遂主张15日黄昏渡江，军委表示赞同。邓小平等致电二、三野首长，讲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渡江行动要严格受到和平谈判进程制约。要使军事、政治斗争高度统一。

　　4月中旬，中央军委鉴于和平谈判已有进展，电示总前委，欲将渡江时间推迟半月或1个月。根据国共和谈最终期限是4月20日，军委又提出22日、25日以后、29日三个渡江日期，征询总前委意见。邓小平等经多方面调查认为，5月江水比7、8月还大，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而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故建议先打过江，以争取和平接收。这时，军委告总前委下达推迟渡江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以免松懈士气。

　　对此，邓小平等认为不应回避“为了谈判”，而应正面讲清渡江与谈判关系。他们在下达的指示中强调：我们应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之基础上进行渡江，“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如政治需要，还将再次推迟。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此间，“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对总前委这一指示，军委认为“甚好”。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陈毅等继续详察敌情、水情，根据谈判期限和气候有利条件，于4月17日提出于20日夜全线渡江作战，军委、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一气打到底。同时号召全军将士在总前委领导下，同心同德，完成渡江南进的伟大任务。于是，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电报，下达了渡江作战命令。这时，中突击集团准备先期渡江，邓小平等以总前委名义复示：“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该先过江，不必等齐。因为全长1000余公里长的战线上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此时已是弹上膛、刀出鞘、帆满风，万事俱备。

　　腰斩蛇阵，挟首击尾。

　　古文记载：恒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面对长江守敌一字排列的“长蛇阵”，总前委决心采取横斩蛇腰，挟其首，击其尾战法，使敌顾此失彼，首尾难顾。4月20日夜，总前委指挥中突击集团首先在贵池至芜湖间突破，拦腰折断敌长江防线。乘其全线动摇，惊慌失措之际，总前委又命令东集团、西集团于21日黄昏，同时在东起江阴、西至马当约600公里长江面上，有重点地对敌发起攻击，在四野等部的配合和强大炮火掩护下，我渡江部队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驶向对岸，突破当面江防后，乘胜向纵深发展，东集团炮兵封锁长江，断绝敌舰往东的逃路，另部攻占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京沪铁路交通线，并于23日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西集团一抵达南岸，便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之，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过江登岸，对敌实施连续突击。战役发起4小时后，成渡部队就达16个团，控制了江南岸宽100余公里、纵深5至10公里的登陆场。渡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