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问题的解决寄望于“自我净化”和“道德自律”，往往会延宕诸多深层问题的解决

继河北沧州农信联社曝出的“最牛工资单”有了领导免职、工资清退的处理后，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也决定——“万元餐”的超标部分由个人承担，而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天价酒”背后的负责人，受到了免职处分。

但公众对这几起事件的追问依然不断，甚至，这些初步处理结果又引发新一轮热议和质疑。很多人疑虑：如果每次出事仅仅是“退还”了事，或者简单处理几个“责任人”，把问题的解决寄望于行业的“自我净化”和个人企业的“道德自律”，往往会无限延宕诸多深层问题的解决。

上述问题的曝光，无一例外都是网友曝出，并非问题单位的自纠自查。这就让公众有理由担心并追问：最牛工资单、天价酒、万元餐，这些偶然浮出水面的丑闻，是否只是冰山一角？

的确，上述几起事件的主体，有的是国有企业，有的是金融单位，有的是慈善机构，性质不同、职能不一，各自有着自己的治理规则。但对于违规甚至涉嫌违法的认识应该是一致的，内部“规定”也必须是在国家相关法律、制度框架下进行的。那么，规定与监督、制度与执行之间的距离，为何总是一次次被拉大？

回过头来看这几起“天价”事件，有一些共同特征：河北沧州农信联社的20万元“最牛工资单”，受益者多是普通员工；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万元餐”，声称是“公务接待”；而中石化广东分公司百万元的“天价酒”，据称也是为了“业务需要”。这再一次表明：当违规甚至违法行为的受益者是内部大多数人、是打着幌子下的“公务”活动时，“道德自律”便显得苍白可笑，“自我净化”更易机制失效。纵然有内部人“泄密”，也往往需要承受被反向“问责”和打压的风险。

而纵观近年来各种腐败浪费丑闻的曝光，之所以不断“演进”，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事后问责的不够给力，常常给人“不过如此”的遗憾，甚至会让腐败者、违规人窃喜“其奈我何”，很难让人心有敬畏、行有禁区。

离开监督的权力是可怕的，也正因此，中央一再强调，构建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要“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而制约权力的关键，是对滥用权力者予以坚决责罚。在这个意义上，“天价酒”等现象的暴露，虽让公众痛心疾首，倒也不失为一个树立“问责范本”的契机。比如，“天价酒”、“最牛工资单”是否仅仅局限于“内部处理”？如何解决“万元餐”责任人“只能批评不能行政处罚”的尴尬？对于这些问题的明确，不仅有助于问责的彻底，也将给后来者很好的警示。

只有真正完善了问责机制，治理贪腐违规问题才不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只有让问责给力，“天价酒”这类新名词才不至于不断挑战公众的神经，类似腐败事件才有望告别“按下葫芦浮起瓢”。（王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