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2006年7月14日摄）。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49年9月30日奠基，建成于1958年，通高37.94米，由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筑而成。新华社发

三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共8.6万人踏上了英勇悲壮的长征之路。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8.6万余人，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突围转移。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分头渡河集结。

中央“红星”纵队(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是中央领导机关部属编组而成的，于18日傍晚从于都县城东门渡过于都河，经利村、上坪，到达安远合头一带集结。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如博古、周恩来、李德、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都编入此纵队。

根据同陈济棠的代表秘密谈判所达成的“互相借道”的协议，红军总部派人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执行了秘密协议，在红军行动方向上，让出了一条40华里的神秘通道，同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出击不准开枪”。

10月21日，红军主力在江西的安远、信丰之间发起突围战斗。粤军基本上采取让道的方针，朝天放枪，边打边撤，使红军较为顺利突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情报后，大为惘然，原以为红军的行动方向定会从赣南入湘南或入湘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不会以“不利之路”的粤北作为转移的突破口。红军的行动完全打乱了他的阵脚。蒋介石即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两部火速出兵，予以阻截；下令江西、湖南境内所有航空队全体出动，协同作战，妄图把红军堵截在第二、三道封锁线内，予以全歼。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即向湖南、广东边境前进。10月27日，中革军委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这时，陈济棠令北区绥靖主任、韶关战区司令李汉魂率独三师、独立警卫旅等部到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在设防中，李对其下属军官说明：“粤军已同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让出红军西进道路。你们要加倍小心，认真执行协议。敌不向我射击，我不开枪；敌不向我袭击，我不出击，要作为战场纪律执行。”独立第三师、警卫旅各部抵达乐昌、仁化一线后，主力布于百顺、二塘一线之南。叶剑英的同窗、警卫旅少将副旅长黄国梁还把一些平日憎恨共产党的军官留在韶关，不让他们上前线。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连当时的《国闻周报》在“一周简评”中也深有感慨地写道：“我们最担心的是粤军与中央军不统一的弱点被匪利用，现在匪部果然突破此线，由赣粤边境西窜。这真是一个绝大的遗憾。”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11月6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颁布紧急“堵剿”电令。该电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据此对“堵剿”红军作了具体部署，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

红军在敌军兵力尚未完全调集之际，立即一面攻郴县，钳制湘敌，一面进占宜章，阻拒粤敌，主力则从中突破，向嘉禾、临武进军。13日，红军一举占领宜章县；15日，攻克临武县城。而且，红军也认真执行谈判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湘、赣边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不到一个月，红军迅速突破了蒋介石精心构筑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终于觉察到陈济棠拥兵自保的企图。蒋急令手下发去一封责电，措辞甚是严厉：“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陈济棠唯恐日后难以向老蒋“交账”，于是迅速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所有文件，令叶肇、李汉魂、李振球等师，分头沿乐昌唐村、坪石尾追红军入湘。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喻为：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

长期以来，粤赣谈判并不为世人所知，非但谈判的最高主持人周恩来、朱德、陈济棠滴水不漏，就是粤军师长黄任寰、杨幼敏也守口如瓶，直至1982年，何长工回忆录《难忘的岁月》问世，展示了朱德总司令的手令，这段历史才大白于天下。（本文摘自《世纪风采》，作者：黄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