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央部门和陕西、广西等地方近期陆续公开了2011年预算，且今年预算公开的范围和深度进一步加大——北京市已经公布公车支出资金，但大多数被认为“不适宜”公开的预算条目，仍隐藏在名为“其他支出”的大类里，其中包括政府人员工资以及行政成本等。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其他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比重非常高，在30%甚至40%。（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地方政府的“其他支出”很微妙，跟“预算外资金”有异曲同工之妙，所有公众深恶痛绝、见不得阳光的灰色支出，都可以装在这个“其他支出”的筐子中，从而轻易逃避监督。人大看不到具体用途，审议时很容易就瞒天过海。正如财政专家所言，支出能靠民生的早就靠了，有一些不便暴露的就放在其他支出——意思是说，能公开的，都挂靠在民生支出的名义上公开了，不能公开的都是实在无法挂靠的，比如官员的公款旅游，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算在民生支出上的，于是就以“其他支出”的糊涂账蒙混过关。

　一些地方政府“其他支出”竟占到30%甚至40%，意味着巨大的资金将完全由官员任意支配。“其他支出”项目像财政支出一个看得见的漏斗，无数资金从这个漏斗漏到公众看不见的地方，如此一来，财政公开就形同虚设。公众呼吁财政公开，并不只是想看那些正当的民生支出，而是想通过公开这个窗口，看看政府的不正当支出到底有多少，或者通过公开、约束不正当的支出。一个“其他支出”让纳税人的这些期待化为泡影，其无异于新闻发言人常说的“无可奉告”。

　据说，“其他支出”中的支出，都是些“不宜公开”的预算。这个“不宜公开”，实在像电影上的“少儿不宜”让人浮想联翩。有什么“不宜”的呢？是怕公众的智商承受不了真相，还是怕被敌对分子拿去做文章，拟或这么信息公开后会影响社会稳定？真正依《保密法》应保密的信息，公众不会苛求政府去公开，可一般的财政支出算什么国家机密呢？“不宜”，实际上是“不干净”、“见不得人”的代名词，垄断着信息和掌握着话语权的政府官僚，通过巧妙的政治学修辞，将耍无赖玩泼皮的“不愿公开”，偷换为神秘、暧昧的“不宜公开”。

　玩深沉玩暧昧的“其他支出”，实质就是腐败的遮羞布和乱花钱的筐。近年，审计部门在审计中也发现，“其他支出”频繁使用，金额较大，尤其在基层财政更严重。据了解，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审计局在审计中发现，其他支出有扶贫慰问，也有捐款赞助，但更多是支付奖金补助、吃喝招待、参观学习，不好处理、超标的费用都罗列其中。而在2009年被调查的湖南省浏阳市广电局长的奢侈消费清单中，足浴中心、餐厅包厢、西餐厅、水疗中心等都是通过“其他支出”列支。其他支出，何止藏污纳垢！

　对一些地方政府预算中的“其他支出”，基本上可以进行“腐败推定”。假如干干净净的话，何必这么躲躲闪闪？政府部门在预算上的这种姿态，可谓自证支出的不正当。给支出贴个“不宜公开”的标签，等于告诉纳税人，我这花费很不正当，怕您见笑，不好意思让纳税人您看到。

　好了，有了这“不宜公开”和“其他支出”，就别总怪公众妖魔化政府部门和官员了。不是老百姓妖魔化了政府，而是一些官员在这种信息封锁中不断地妖魔着自己，在信息垄断中将自己的形象神秘化，神秘对应的不是权威，而是“妖魔”。

　有了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其他支出”，政府部门也别总是辟谣、总责怪媒体误传“三公”消费的假消息了。人大代表和媒体统计政府三公消费的数字，批评政府的吃喝数字有多少亿，政府部门总站出来说那些数字不准确，是假新闻。可是，到今天也没有给舆论一个交代，真新闻到底是什么？最大的假消息制造者，不是别人，恰恰是这“其他支出”的创造者。

　有了这“其他支出”和“不宜公开”，也别总怪老百姓不信任政府和仇视官员了，总带着逆反和怀疑的目光看待政府发布的信息，这神秘的“其他支出”让人无法不怀疑。财政公开，不仅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也是政府自证清白、自证正当、自证“服务性政府”的制度性机会，可是，一句“不宜公开”，让各地的财政资金含混于不透明的“其他支出”之下，让政府很难自证清白。(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