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又建立起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有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等，其中，邓小平所处的地位，是“核心”、“领班人”、“主要决策者”。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全面实行拨乱反正，坚决扭转了全党工作长期以来徘徊不前的困难局面，“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同样，因为有邓小平这个核心的存在，所以，即使发生了两个总书记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邓小平等老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挑选林彪、王洪文作接班人，是选错了人。同时他们还注意到，靠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真正要找第三代”。他们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按照斗争经验、工作成就、政治思想水平等方面条件，先后提出两个人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都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实事求是地讲，虽然“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在当时，“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

　　上述历史经验和教训引起邓小平深思。所以，他在谈话中多次讲述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来龙去脉，领导工作中的得与失，目的在于使新建立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少走或不走弯路，尽快地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成熟的领导集体。这是邓小平从历史角度，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重大课题的考察和论证。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勇敢奋斗几十年的老战士，邓小平对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政局变化的主要原因记忆犹新。30多年后，他还讲，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改变了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政策，这是很大的教训。

　　80年代至90年代，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初，具有七八十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联盟共和国的迅速解体，引起邓小平更大警觉。他敏锐地意识到，东欧变化和苏联解体，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党中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了问题，所以，才导致共产党组织自上而下的解体，丧失了执政党地位。

　　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在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次次武装干涉失败以后，一直没有放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对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他们采取敌视态度。说中国政治制度改革，使人们“对党的领导作用提出某种挑战就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这种执政党，同一个更现代化、更复杂的社会中公民真正自发地参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活动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是“被整个社会视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对我们要“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

　　那么，我们党和国家能否在这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中取胜，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实行正确领导，而能否实行正确领导，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是否有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能否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这是邓小平着眼于国际局势，从宏观角度，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作的思考。

　　邓小平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虽然他没有担任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但他的“关键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然而，邓小平多年来一直认为自己“分量太重”，国际上好多国家也把对华政策放在自己的身体健康上面，这种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正因为如此，他谢绝了党和人民推举他为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愿望，推荐比较年轻的领导同志在第一线工作。从80年代开始，他就有意识地少做工作。他说，我的方针是工作越少越好，目标是完全不工作。有时候出点主意，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参与一些。他还风趣地讲，这是“尽量偷懒”，是最大的“官僚主义”。1989年，他在处理了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初建，党和人民仍然需要他的经验和智慧之际，义无反顾地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9月4日，他和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专门商量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告诉他们：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犹豫这么几年，已经耽误了。退休方式，简单化可能比较有利，“而且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好处”。他对退休后的军委主席人选作了交代，并且不希望第三代领导集体建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宣布自己起个什么作用。

　　多年来，邓小平经常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他认为自己在身体健康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有很大益处。因为这样有利于树立新领导集体的威信，锻炼其工作能力，以便他们早日全面担负起重任。邓小平从微观考察，从自己退休这个具体问题入手，解决了毛泽东在世时也未能解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深思熟虑，邓小平对应该建立怎样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