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海上皇宫”院子里的游泳池（资料图）

    深圳“海上皇宫”被强拆已进入第二天，4月9日晚，“海上皇宫”主人、深圳时尚集团董事长郭奎章透露，他们早在一周前向龙岗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状告龙岗区农林渔业局行政违法，并索赔100万元。（4月10日《新快报》）

    这座“非法”的海上皇宫，2003年开始兴建，直到2010年法院才要求“恢复海域原状”；今年2月它又神奇地获得养殖登记证和休闲垂钓证，以“垂钓”之名华丽重生；时隔一月，深圳海洋局和龙岗区政府宣布，“海上皇宫”属非法占用海域，收回渔业局擅自发放的“养殖登记证”，并在4月8日开始新一轮拆除行动……

    违建、可以是“非违建”、继续“违建”——“海上皇宫”的摇摆舞晃花了公众的双眼。纠结的不是它的身份，而是两个细节：一者，说它“违建”或是 “非违建”的时候，相关部门都拿出了铿锵的法令。自由裁量空间怎能如此之大？二者，“海上皇宫”的命运之所以出现多次逆转，无不与公众的关注、媒体的跟进有关。如果“违建”不至于成为公共事件，“海上皇宫”命运又会如何？

    法之所以值得信赖，在于稳定的正义尺度；公权之所以值得敬畏，在于可以预期的价值标准。如果“海上皇宫”的命运在于民意与执法者“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样的结果又能有多大的示范意义？

    “海上皇宫”的去留或许重要，更重要的是公权对其的距离和态度要摆得上台面、经得起推敲。不妨给“海上皇宫”一个说话的机会，听听它有什么委屈、听听它是怎样走上“违建”之路、又是怎样在行政命令中活来死去的？（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