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讲起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往往称之为土八路，其实土八路并不土。八路军的将领大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整个队伍中，有学识的青年乃是八路军的骨干。仅就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流动工作团而言，便是一支人才济济、科技精英集聚、研制成果累累、功勋卓著的科技大军。

八路军流动工作团，是随着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而组建的军工企业，它为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提供武器装备。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队伍跟随主力部队流动，故称流动工作团，也誉为“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全团有一千多人，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有国内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学生，有大城市工业产业的技术人员，也有根据地土生土长的能工巧匠，其中著名人士有100多位，如：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内燃机研究室的研究生郭栋材，留学英国的冶金博士张华清、日本早稻田大学电机系的毕业生程明升，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钢铁系的陆达，燕京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张芳，北平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郑汉涛、牛治华，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学生高源、李守文，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陈志坚、孙艳清、张培江、刘致中、牛宝印、齐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唐英之，天津河北工学院毕业的张浩、张温如、王锡嘏、耿震、李非平，云南大学采冶系毕业的李树人，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宋宗景，山西大学工学院毕业的席永先、宋宗恕，东北大学毕业的赵云鹏，天津女师学院毕业的柴毅，山东大学毕业的高广平，武汉大学毕业的林溪，河南大学毕业的张志青，上海雷氏德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毕业的唐成仪等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身在富有家庭，为了抗日救国而抛弃舒适的生活，离开优越的环境，不远万里，远渡重洋，从国外或大后方爬山涉水，投奔到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生活艰苦的太行山区，同当地民众艰苦奋斗创建抗日根据地，从事对敌武器的研究与制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一曲“科技救国”的新篇章。

从大砍刀到枪械的研制

抗战初期，由于八路军的迅速扩展，许多新战士手中无枪，凭着大砍刀、长矛梭标与日军拼杀，不少人壮烈牺牲。身为流动工作团领导人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急战士所急，他以曾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械制造知识，从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出发，很快设计出我军步枪的结构图，召集黄崖洞兵工厂厂长程明升、梁沟兵工厂厂长陈志坚、工程处工程师郭栋材、唐成仪等一批科技人员研究在兵工厂制造步枪的问题，并责成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具体组织实施。

刘贵福原为太原兵工厂造枪分厂钳工，有13年的制枪经验，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时，他带领15位技术骨干投奔到根据地兵工厂，先后任技师、副厂长。他接受任务后，在刘鼎部长的指导下，吸收了捷克式、汉阳式、三八式等国内外步枪的优点，从黄崖洞兵工厂的技术、设备、物资条件出发，立足于适应我军游击作战的特点，经过反复试验，于1940年8月1日研制出一种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便于战士携带、使用灵巧的新型七九步枪。这种步枪比普通型步枪短10厘米，形似马枪，故取名“八一式步马枪”。造枪用的钢材，取之白晋铁路，民兵于夜间破路拆卸的铁轨，运往兵工厂。全枪仅3.36公斤，采用三棱刺刀，机动灵活，实战效果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从此，流动工作团的各兵工厂开始批量生产，源源装备部队，在抗战期间共制造出这种枪一万多支。

八路军战士有了这些新式武器如虎添翼，在战场英勇杀敌，越战越勇。八一式步马枪的作战威力，不仅在抗战中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而且也优于解放战争时期美国造的步枪，1949年4月，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缴获了大批美式武器，彭德怀总司令在视察战利品时，拿着阎锡山军队的美国造的步枪说：“这不如我们造的适用，如果我们不是道轨钢会比这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