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深圳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大运会安保“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战果。据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申少保介绍，在过去的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4月11日《新快报》)。

警方加强社会治安管控，意在提升公众安全感;但这则新闻，却让我读出了不安。之所以不安，主要不在于“8万治安高危人员”这个庞大数字，而在于“清理治安高危人员”这一做法本身。

首先让我不安的，是“治安高危人员”这个提法。依照深圳警方的解释，所谓“治安高危人员”，是指“当前居留于深圳、对深圳社会治安有现实或潜在威胁的人”。显然，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所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相比，“治安高危人员”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大相径庭:前者强调的是当事人的“现实违法行为”，后者则强调当事人的“现实或潜在威胁”。是否有“现实违法行为”好认定，以事实为依据即可;可认定是否存在“现实或潜在威胁”，怕就没那么简单了。“有前科”、“没有正当职业”、“生活规律异常或经济来源可疑”、“有极端言行”……光凭这些，就臆断当事人存在“现实或潜在威胁”，就给他贴上“治安高危人员”的标签，怎么看都有“诛心”的嫌疑。

其次，认定“治安高危人员”的程序让我不安。认定违法犯罪，法律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如果当事人不服，还有法定的救济途径可选。比如认定治安违法行为，法律就规定了严格的调查取证程序，并规定必须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如果当事人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认定“治安高危人员”有没有这样的程序限制，我们不得而知;但100天清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的“高效率”，难免让人对此感到担忧。

最让我不安的，是将所谓“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的处理方式。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有四种: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清出深圳”算是这四种方式的哪一种?如果都不算，那深圳警方将“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的依据何在?更让人不解的是，假如“治安高危人员”的认定没错，那他是否只要被“清出深圳”，就没有了“现实或潜在威胁”?如果不是，那深圳警方的做法是否太过不负责任?如果全国各地都学习深圳这种做法，那这些“治安高危人员”是否只能被从中国大地上“消灭”?

为保障某项大型社会活动安全举行，出台措施加强社会治安管控，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出台此类管控措施，必须以“严格依法”为前提。如果措施本身缺乏法律依据，那不管出于多么良好的初衷，其合法性与正当性都大可质疑，其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也难以让公众满意。（李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