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次谈话中，江青谈得最多的是文艺界的问题。她说文艺界的问题如何如何严重，说北京借口没有房子住，不让在北京搞文艺会演。她向主席告状，主席发脾气，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房子把人民大会堂腾出来，进部队招待所。特别想不到的是，江青毫不隐晦地讲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坏话。她两次声色俱厉地说：“夏衍是个叛徒，怎么调到北京的？要追查！”她还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当时听了江青的话我感到很紧张，文艺我也不熟悉，所以就是带耳朵听，没敢多说话。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江青谈话的情况和内容详细向少奇报告了。少奇听后说：“这件事你不要管，由我来处理。”他补充说了一句：“夏衍是经过周总理提议，中央批准调来北京工作的，不用查。”后来江青回到北京，少奇专门找她谈了一次话，对她进行了批评，是通知她到我们家来谈的。江青接到通知很紧张，因为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人通知她要她本人来谈话。少奇对她说：中央准备开一次文艺问题座谈会，你对文艺工作有些意见，你可以今天在我这里谈，也可以到会上谈。少奇说：“你同光美讲的那是什么呀？以后要注意。”

　　江青在上海也讲到出国穿戴的事。她对我说：“你在国外戴什么呀？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江青当时是劝我不要戴别针，没说不要戴项链。“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我，不知怎么的，造反派说江青要我别戴项链我不听，成了一条罪状。（本文摘自《王光美访谈录》，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