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过热”、“反常”、“极端反常”和“正常”4个阶段。

从1949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的“亲热”期。当时，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1958年以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打金门”等事件，中苏两党之间，特别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裂痕。

1960年到1968年，是中苏关系的“冷战”时期。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异常猛烈。

1969年到1978年，是中苏关系的“热战”时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还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接连发生了不小的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点贸易及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趟列车。对此有人评称：“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更看不到尽头。”

从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然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这就需要有一位高人站出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同志恰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抓住时机，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

举行谈判，打破僵局

1979年4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2月14日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对此，苏方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谈判于1979年9月25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在长达70天的谈判中，中方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始终要求苏方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从北、西、南3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苏方则只泛泛地谈论了一些两国关系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交往。谈判虽无果而终，但在双方长期中断往来的情况下，两国政府特使能坐下来举行政治谈判，这本身蕴涵的重大的政治意义，就不可等闲观之。

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勃氏绝唱”

中苏关系的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在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他在讲话中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又明确表示：他们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因此这个讲话被称为了“勃氏绝唱”。

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他马上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这一讲话作出反应。

外交部为此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1982年3月26日上午，地点就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就站在钱其琛周围。担任翻译的是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这次的发布会就这么结束了。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一些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2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4月16日，小平同志又请当时在中国访问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捎口信，提出苏方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他还强调说：“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

这一年夏天，小平同志还请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家里进一步商讨对策。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能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方应首先做点事才行。他所说的“做点事”就是“三个撤军”。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赞成小平同志的意见。随后，小平同志又提出：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以派外交部主管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信息。

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启程前，外交部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起草了一份说帖。

苏方对于洪亮司长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行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我国驻苏使馆。会面时，于洪亮向对方口述了长达一千多字的说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来，几乎一字不差。

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多年，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现在是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当然，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但中方认为，只要中苏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协商，逐步实现公正合理解决的目标。

当年秋天，中苏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举行了副外长级的磋商。

利用“葬礼外交”推动两国关系改善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因病突然去世。小平同志当机立断，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14日清早，中国驻苏使馆收到了黄华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稿。这篇讲话稿是出自曾多次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撰稿的胡乔木之手。胡乔木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内容，很快就把讲话稿草拟了出来。

这篇讲话稿只有七八百字，看后让人感到吃惊：勃列日涅夫这个昔日被中方批判为“苏修头目”、“新沙皇”的领导人，如今却得到了相当正面的评价，被称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讲话中还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

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与钱其琛8个月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讲的内容相比，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大手笔”。

11月14日中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飞抵莫斯科。这是中国领导人将近20年来首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在中苏间人员往来长期断绝的情况下，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黄华在莫斯科逗留了3天半时间，受到超规格的礼遇。他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友好交谈，还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这是20多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小平同志发动的这场“葬礼外交”，对中苏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表明两国之间的“政治气候”从“乌云密布”开始转“阴”再转“晴”。

消除“三大障碍”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从1982年10月起，谈判班子的几个工作人员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政治磋商。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钱其琛副外长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善两国关系。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了整整三年。

1985年3月，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

1986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的一番讲话，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为边界谈判的重新启动打开了大门。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特意跑到远东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研讨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称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还表示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江的原则。这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但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了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同他见面……我已经82了，早已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了。但如果消除了这方面的障碍，我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很有意义的。”

把中苏边界变成睦邻友好的纽带

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中方于1987年2月与苏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边界谈判。边界谈判与政治磋商同时进行，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两国边界谈判总共举行过三次：第一次是1964年2月至8月；第二次是1969年10月至1978年7月；第三次是1987年2月开始恢复。1964年和1969年的两次实际上都是政治谈判，并未真正触及两国的划界问题。

1987年2月开始的这次谈判，则有别于前两次谈判，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边界谈判。中方的谈判一直是在小平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第三次谈判气氛与前两次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双方都总结吸取了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平心静气地具体讨论边界线走向问题。在谈判一开始，苏方就爽快地赞同中方提出的划界主张。紧接着，苏方又同意中方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划界专家工作组，在地图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划定边界线走向。

小平同志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有人曾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比作邓小平与苏联最高领导的“长期对弈”，并指出这是一人对4人，即小平同志为一方，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4人为另一方，所进行的“不对称对弈”。结果这盘棋邓小平赢了。

最高领导人会晤，中苏两国重新结好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取得重大突破，中苏高级会晤的时机业已成熟。

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和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做准备。

在两国外长的互访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1988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钱其琛外长时主动表示，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向中方承认自己有过错。

第二件事是1989年2月4日，小平同志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两国外长的互访，被小平同志称为中苏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

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这个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5月16日上午10时，戈尔巴乔夫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迎上前去，两人面对100多位中外记者热烈握手，大厅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持续近3个小时的会晤中，邓小平首先提到了3年前请人转达的关于希望中苏之间消除三大障碍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口信，戈尔巴乔夫回答记得此事，并说，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

小平同志庄重地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并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接着，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中俄、中苏之间近一、二百年来的风风雨雨。在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小平同志说，20多年后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小平同志接着强调说：历史上的账已讲过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了，我们都应该“把重点放在未来”。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还特意与戈尔巴乔夫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问题。在苏联当时正面临复杂局面的紧要当口，他这样做是有很深用意的。这表明他怀有这样一种真诚的愿望：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断发展，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苏联上空继续飘扬下去。

时年只有58岁的戈尔巴乔夫坐在85岁高龄的邓小平身旁，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显得毕恭毕敬。他偶尔也插几句话，比如，当小平同志忆及3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的事，他便“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3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并表示：这些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在这次会见中，小平同志所说的话全部是即席讲出来的，他的面前，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这不仅表明老人家记忆力惊人，而且反映出这位伟人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

就这样，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动下，经过10年艰辛努力，在改革开放10年后，我们终于赢得了一个有尊严、真正平等的中苏关系。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