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愿意认为董藩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是一种激励，我们不应该对董藩教授进行道德绑架，对他的这句话大肆讨伐。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对高校教授而言，采用何种方式激励自己的学生，是其教学的自由；另一方面，对已经成年的学生来说，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激励，他也有选择的自由。也许董藩教授的学生听完这句话“一笑而过”，反倒是我们这些旁观者盯着这句话较起劲儿来。

　可以肯定的是，董藩教授所有的学生，不可能都在“40岁时有4000万身家”。因为个人禀赋不同、际遇不同、人生选择不同，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会按照董藩教授的这个标准，去规划和度过自己的人生。他们都会基于现实和机遇，理性地过最有益于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退一步说，如果有学生在40岁时未完成“有4000万身家”的人生目标，只要师徒情谊还在，董藩教授会据此和学生断绝师徒情分吗?显然不会。如此看来，董藩教授的这句话，更是特定语境下的特定表达。如果脱离这一语境讨论，难免会产生偏差，甚至会曲解原意。

　至于担心董藩教授的这句话会使其游离“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也纯属多虑。研究生教育不是中小学教育，也不是本科阶段的高等教育。而且，在我看来，董藩教授提出“对于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这句话本身也许不中听，但确实有其合理的成分。对高学历者来说，全然要求他们“40岁时有4000万身家”，并不现实；但是，对高学历者来说，如果在40岁时依然过着让妻儿和父母跟着受苦、为衣食发愁的生活，至少高学历者自己应该感到“失败”。

　考量个人发展的成功，固然不应该仅仅盯着其是否能够“升官发财”；教育和激励学生去奋斗，当然也不应该以地位和金钱为坐标。但我不认为董藩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和一些调查得出的“九成小学生喜欢当官”之间，有什么直接和本质的联系。原因很简单，如果将针对小学生的相同的调查放到大学生面前，大学生“喜欢当官”的比例肯定没有小学生高——因为大学生们都知道，能“当官”固然很好，但还应该具备足够的资历、能力与背景等客观条件。

　所以，既然我们能够理解导致“九成小学生喜欢当官”的原因，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白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只是一种激励，不必对其进行道德绑架。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多地认知，在机遇面前能够做出更理性、更智慧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只是多元教育思维逐渐蔓延现实背景下的一次小小尝试。(李记) 原题：不必对教授“身价论”进行道德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