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些地方全力打造“幸福城市”，到另一些地方官员“让幸福像花儿一样”的承诺……幸福，正在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施政追求。

　　幸福在哪里？幸福究竟拿什么来衡量？如何才能提高国民幸福感？

　　值得警惕的是，随着幸福晋升为时政热词，一些地方动辄拿幸福说事，出现“作秀化”“攀比化”“箩筐化”等倾向，这实际上是在伪化国民的幸福感。

3月13日，南通街舞队成员在文化馆快乐地学习京剧表演技巧 黄哲/摄

三种被异化的幸福

　　——警惕被作秀的幸福

　　“幸福在哪里？我们的幸福来自统计局的数据里、媒体报道和部分地方的工作报告里……”这句话近来在网络上流传甚广，引来无数网友跟帖，不少人感叹“我们的幸福被作了秀”“我们的幸福挂在别人的嘴上”。

　　“幸福是主观性很强的感受，人们很反感自己的幸福被别人拿来作秀。”广西大学教授吕玲丽表示，告别ＧＤＰ崇拜、强调国民幸福感，是执政者认知进步的体现。作秀不如实实在在做事，“让幸福飞”不如让幸福感实实在在地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级政府将影响国民幸福感的事情每办妥一件，人们脸上就会多一份灿烂；增加国民幸福感的实事每落实一项，百姓心里就会多一份舒坦。

　　——警惕被攀比的幸福

　　当东部地区提出“幸福像花儿一样盛开”时，西部地区提出了“我们的幸福指数不能比别人低”……各地争先恐后要提升国民幸福感是件好事，但别陷入攀比之风里。

　　要提升国民幸福感，东部地区有东部地区的实现路径，西部地区有西部地区的解决办法，各地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坚持以人为本，制订科学可行的目标和措施，不能盲目跟风搞攀比。毕竟，攀比出来的不切实际的幸福不是真的幸福。

　　——警惕幸福“箩筐化”

　　“幸福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当下，一些干部动不动就谈国民幸福感，无论做什么都要与提升国民幸福感扯上关系，幸福感逐渐被“箩筐化”。

　　地方各级政府必须实事求是地了解本地区居民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需求，拿出切实有效办法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就业、出行、就医、教育、养老等社会难题，才能真正地提升国民幸福感。

两种幸福观误区

　　误区一：ＧＤＰ增加，幸福感增强。有钱可以办很多事，可以实现很多愿望，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地区ＧＤＰ是上去了，人们却不一定幸福。国民幸福感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成正比。

　　俗话说，幸福重心境。贝多芬说：“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因此追求幸福，不仅要重物质，而且要重精神；不仅要改变环境，美化环境，而且要改变心态，美化心境。

　　“富裕了不等于幸福啊！ＧＤＰ上去了，不等于老百姓生活就幸福了。”广西一市委书记表示，提高国民幸福感不仅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保持一个生态优美、社会祥和的环境，要让老百姓真正生活得幸福。

　　误区二：民生工程等同于幸福工程。“幸福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这是来自赵本山小品里的一段台词，代表了当下不少民众对于幸福感的认知。然而，幸福并不止于此。

　　民生就是国民生计，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衣食住行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最基本的民生事项。“然而，这些基础民生问题解决之后，民众还有社会安全、公平正义、价值关怀等更高需求。”吕玲丽表示，一些干部认为解决了民生问题就等于搞好了国民幸福工程，却忽略了其他因素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有层次之分、阶段之别

　　在社会心理学家看来，人类幸福的源泉来自需求的满足。１９４３年，美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马斯洛提出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追求具有普遍性而且有层次之分，并将之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生理需要”是维持人类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如衣食住行等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丰衣足食就是停留在满足生理需要的幸福感。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就会产生“安全需要”，如避免职业病及事故，摆脱失业威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人是社会动物，“社交需要”能够满足人们的归属需求，希望得到友爱等。“尊重需要”可分为内部尊重及外部尊重。前者指希望自己有实力，后者指对地位、威望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要”则是个人的最高需要，要求实现个人抱负，施展才能等。

　　“人类的幸福感来自对需求的满足感，受到客观社会条件的影响。”广西社科院研究员黄耀东表示，国民幸福感主要表现为一种主观感受，与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就业状况等物质因素密切相关，并以此为基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阶段性变化。

　　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客观存在，各地在建设国民幸福工程时必须根据当地实际，有层次、有步骤地展开，不断满足人们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幸福感的高低如何衡量

　　中部曾有一城市把百姓“幸福指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当统计局将“幸福指数”公布时，８３．８１的高分却让不少当地官员和百姓认为自己“被幸福”了。不少网民惊呼：“在幸福中国的建设中，‘被幸福’可能是最大的不幸。”

　　那么，国民的幸福，谁说了算？幸福感的高低如何衡量？

　　演员范伟在出演《老大的幸福》之后得出结论：“幸福从来都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内心真实的感受。”

　　“民众的幸福感只能是民众自己说了算，官员、学者、媒体说了都不算。”黄耀东表示，量化的幸福感指数只是衡量幸福感的一个方面或一种方法，不能完全代表民众的幸福感。

　　目前，衡量幸福感的指标较片面，而且不同国家、不同学者选用的指标不一样，心理学家偏重心理因素，社会学家偏重社会因素，经济学家偏重经济因素，由于选择标准不同，所以无法测试出准确的幸福感。

　　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奚恺元设计的幸福感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和谐程度等三类主要指标，人情味、交通状况、医疗条件、教育质量、自然环境、房屋价格、物价水平等，成为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专家认为，度量幸福不应当是一些指标的简单堆积。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条件与基础不同，人们对幸福的诉求也会不同。幸福指标应结合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制订，最终由百姓评判。（《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4期，记者 王勉 熊红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