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遵义会议会议室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将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一比较和对照，对于我们认真学习和回顾党的历史，准确认识和把握党的历史的重要节点，深刻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经验，是大有裨益的。

　　历史背景之比较

　　遵义会议是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与分析和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有关。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其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王明的“左”倾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使中央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也受到极大影响。其所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进行长征。长征途中，“左”倾主义者又惊慌失措，犯了军事上的逃跑主义错误，处处被动挨打，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引起广大红军将士的强烈不满，对中央的军事领导也产生了怀疑。在全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中国革命处在危急的关头，党和红军向何处去？历史对此给予了呼唤，提出了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党员和干部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热潮涌起。国内外大势呼唤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从两次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看，承载重大历史使命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的召开，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随时随地发生的，它一定要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趋向和潮流，符合党心、军心和民心，这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历史条件之比较

　　有了开会的需求，会议能否召开并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开会的条件，有相关积极因素的聚合。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都具有许多独特的历史条件。

　　首先，这两次会议都是党独立自主召开的会议。尽管召开遵义会议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些重大决策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得到批准和认可。但是，1934年8月，由于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敌人破坏，上海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于是，一段时间里在瑞金和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也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这给党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创造了条件。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党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会议。

　　其次，这两次会议都有个准备和酝酿过程。遵义会议召开前，党中央已经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不同思想、观点、意见已经开始交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党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决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并经过充分讨论达成共识。而且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全党、全国已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取得成效，这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三，这两次会议都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两次会议都发扬党内民主，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党内民主得到发扬。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在会上形成了多数。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走一路讲一路，发表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很快取得一定共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民主得到极大发扬，与会者畅所欲言，把会议开成了一个民主团结、生动活泼的会议。

　　第四，这两次会议都出现了众望所归的党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在遵义会议上，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毛泽东和邓小平之所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军事指挥和组织能力已经在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在几次反“围剿”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示。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再次复出后，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1975年大刀阔斧进行了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时势造英雄，在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召开会议，必须有引领时代潮流、指引前进方向的领袖人物出现。如果缺乏这个条件，这种转折也是不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