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由于抢救运动搞得越来越过分，几乎到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地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于是，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下令停止抢救运动，并着手纠正错误，逐步甄别平反，防止了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化。

　　今天看来，审干运动之所以犯了扩大化错误，康生难辞其咎。正是他一手炮制了王实味、张克勤和所谓“红旗党”等一系列案件，并夸大其词，才造成中央对敌情的判断过分严重。而在此期间，中央的一些决策也存在着失误。如1943年8月15日发布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原本是为了纠正抢救运动的偏差而制定的，但其中仍然表示：“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93页。）这种方针在实践中无疑妨碍了对抢救运动的纠偏。

　　当然也不应忽视的是，审干运动的发生及其扩大化还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几乎每次延安特别强调审干锄奸之时，恰恰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之际。相反地，伴随着内战危机的解除，审干工作亦相应放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审干之所以在1943年7月转为抢救，显然与当时面临的战争威胁有关。而后来中央决定停止抢救运动，除了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之外，也与国民党于9月宣布无意进攻陕北边区和停止调动军队有关。这种时间上的吻合应该不是偶然的，至少说明国民党的破坏活动是审干运动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而从效果上看，审干期间也确实清理出不少特务。例如1942年底全线破获的汉中特训班案件（又称“戴案”），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参见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蒋介石身边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在1942年8月31日的日记中便感叹：“晚在罗家湾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产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中统1943年底检查工作的文件也反映：仅以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调统室系统来说，在陕甘宁边区内和周边的特工人员、特情人员629人中，已被共党发现229人，中调局陕西室在陕甘宁边区内的秘密据点遭到破坏，反共同盟军武器全被缴获，原有的特情不能活动，新的特情开辟困难，交通联系无法建立，据点工作受到阻碍，情报质量日益降低。该文件还对这一损失表示“言之痛心”。1945年初，戴笠在西安召开的军统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亦称：军统几年来曾派400名工作人员到陕甘宁边区，被中共发现、逮捕、坦白、失踪、逃跑、被杀或逃回的达90%。（参见中央党校彭真传记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审干运动的联系与区别》，《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由此可见，审干运动尽管发生了扩大化，但不应一概否定。任何运动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偏差的出现，尤其是在战争的复杂情况下，关键是要及时发现和纠正，使之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而不是对负面影响揪住不放。关于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曾经总结说：“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这个分析是全面和客观的。

　　〔作者卢毅，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北京100091〕（本文摘自《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