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审干运动的发动及其扩大化

　　随着国共关系的逐步恶化，延安的反奸气氛愈发高涨。1943年春，国民党开始酝酿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3月，蒋介石推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着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声言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极力诋毁共产主义。4月，国民党中央通知各省党部和政府，称共产党为“奸党”。在军事上，韩德勤、蒋鼎文、庞炳勋、李仙洲等部也在各处不断挑衅，蓄意制造摩擦事件。5月，由于时值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更在报刊上大造舆论，说“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并提出“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6月，胡宗南策划调集大军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做试探性进攻。那几天，在毛泽东发出的每一份电报中几乎都写着“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战事有于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73页。）

　　面对这一危机，延安仍是采取两方面的应对办法。首先是发动宣传反击，在舆论上给予国民党回击。7月8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了朱德致胡宗南、蒋介石电文，严厉质问：“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贵方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实为德等大惑不解，谨电奉陈，即希示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此后，《解放日报》又连续刊登《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7月9日社论）、《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7月10日）、《质问国民党》（7月12日社论，毛泽东撰写）、《起来，保卫边区！》（7月16日）、《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7月18日社论）、《要求国民党取消敌后特务政策》（8月1日）等文，并陆续发表各个抗日根据地对陕甘宁边区的声援和各界人士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企图的抨击文章。

　　与此同时，延安也加紧清查特务，以防敌人进攻时里应外合。3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兵、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6页。）3月20日，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向中央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他提出在1943年的工作中，要把审干工作当作重要的一项。（参见睆砦：《毛泽东与延安“抢救运动”》，《党史博采》2004年第1期。）

　　根据康生的这一汇报，刘少奇当天致电华中局陈毅、饶漱石，发出了《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指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此后，他又向华中局强调：“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已经是非常精明、非常广泛使用的政策，是国民党目前反对我们的主要斗争方式。……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因此从1943年4月到1944年4月，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29-30页。）4月9日和12日，中央直属和边区机关2万多人分两批召开工作人员大会，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提出：“根据我们长期侦察的结果，根据改过自新分子的报告，根据这次检举中被捕人犯的供词，知道国民党和敌伪的特务机关都有着很庞大的计划，要打入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当中进行暗害破坏的特务活动，特别是集中注意到陕甘宁边区进行活动”（转引自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必须尽快加以清除。4月28日，政治局又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一个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等为委员。遵照中央这一部署，审干工作在延安全面展开，并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审干运动。

　　由于大敌当前，中央对敌情的估计越来越严重。6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认为“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各地所谓左倾进步分子、左倾文化人中有不少是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也有）”，我们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内“充满了内奸，有些地方党的组织，到最后几乎全部都是内奸，因此在国民党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很多都成了国民党或者是国民党替我们组织的。再经过这些地方党，又介绍内奸来延安到各根据地”。（转引自王仲清：《在延安审干运动中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的问题》，《北京党史》2000年第2期。）指示还提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并断言：“华北、华中各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机关中，暗藏的日特、国特分子，估计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这些分子，关系于党的生命。”（转引自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7月13日，政治局又研究决定“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6页。）。到了7月15日，康生更在中央直属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现在是紧急时期，内战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清除内奸急不可缓，“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380页。）。由此出发，审干运动演变为抢救运动，一时间似乎敌人遍布、特务如麻，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