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仍加紧派出特务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渗透，中共也对此着意防范，并将反奸反特列为整风和审干运动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几乎每次延安特别强调审干锄奸之时，恰恰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之际。相反地，伴随着内战危机的一度解除，审干工作亦相应放缓。这种时间上的吻合应该不是偶然的，至少说明国民党的破坏活动是审干运动的重要诱发因素之一。

　　[关键词]延安审干运动；国民党；特务政策；反共高潮

　　众所周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下半年先后开始审查干部，并发展到扩大化的程度。在它的高潮阶段即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更是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走偏了方向。关于审干运动的发生及其扩大化的原因，近年来已有不少论著予以分析，大多归咎于康生个人或中央决策的失误。客观说来，这种着重于问责的思路有其可取之处，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延安所处的环境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国民党派遣特务到边区潜伏这一因素，对审干运动的发动影响不小。以往虽然有学者亦曾提及国民党反共活动对延安发起审干运动的客观影响，如秦生的《延安“抢救运动”发生原因探析》（《北京党史》1995年第2期），但比较简略。

　　一、国民党特务对边区的渗透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尽管再度携手合作，共御外侮，但原有芥蒂并未就此消除，依然互相戒备。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反共论调甚嚣尘上，相关措施纷纷出台，特别是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更行猖獗。如1939年拟定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便提出：“加强特务工作，……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党组织”，“策动沦陷区本党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解放军政治学院1979年版，第323-324页。）很明显，国民党此时加紧了对中共的特务工作。

　　在这些活动中，陕甘宁边区无疑是其窥伺的重点。1939年秋，军统在陕西省汉中县成立直属西北特联站（1943年改称西北特侦站），由中共叛徒程慕颐任站长。据副站长王明江回忆，这是军统直接领导的对付共产党的一个专门情报特务机构，也是军统局最秘密的一个情报单位。该站通过设立汉中特训班，先后训练十多期二百多人，由此构成了其基本班底。西北特联站在陕西下设延安组（十余人）、环县组（5人）、庆阳组（6人）、平凉组（5人）、韩城组（5人）、宜川组（4人）、榆林组（十余人）、绥德组（7人）等组，曾派人打入延安抗大、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专署等机构。他们搜集情报的范围主要包括：有关中共中央所属各部会的组织人事，一切重要方针政策、具体措施的指示，各个边区、省地县的组织人事活动情况及其施政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的团以上的编制番号、主官姓名、兵种、兵力、武器、驻地、训练调动情况等。此外，边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情报亦在侦察之列，“总之中共的方方面面都是侦察对象”。1940年，该站又在安徽省广德县建立了直属东南分站，并通过浙江丽水特训班训练约百余人，作为东南分站的基层组织成员，专门搜集新四军情报，并配合军统局直接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对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瓦解破坏活动。（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91页。）

　　另外，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也说：“军统局过去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也经常亲自主持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异常重视”，军统“在边区的一些县里都建立过特务组织”，派往延安的特务达百人之多，仅耀县一地，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由此潜入延安。“军统派遣特务去延安，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许多人去延安时，都带了介绍信或原来在什么学校读书或什么单位工作等种种证件，这些人被扣捕后，军统将这些可以混进去的证件没收下来，交由伪装的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这些特务都负有搜集情报、从事破坏和发展组织的任务，有的甚至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参见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97页。）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当时是煞费苦心、处心积虑地将触角伸入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