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入虎口，毫无惧色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动军阀更加仇视李大钊，欲拔去这颗“眼中钉”而后快。

　　1927年4月，奉系军阀终于向李大钊伸出了罪恶的手，在帝国主义默许下，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及附近的几个办事机构，并进行大逮捕。

　　这天正是清明节，天气很暖和，赵纫兰带着小女儿在外面散步，李大钊在里间屋子伏案写作，大女儿星华在外间看报。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枪声和纷乱的喊声。李大钊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别人赠给他护身的小手枪，带着星华走出院子，找了一间僻静的小屋坐了下来。他一句话也没说，神情非常冷静。不多久，宪兵、警察、便衣蜂拥而入，抢走了李大钊手中的枪，逮捕了他。他的夫人赵纫兰和两个女儿及共产党员谭祖尧、范鸿劼、杨景山也同时被捕。

　　敌人对李大钊进行了多次审讯，进行了严刑拷打，用尽了种种酷刑，甚至把竹签扎进他的指甲缝，最后索性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李大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和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连当时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说，李大钊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严刑拷打不成，敌人又进行了利诱。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妄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李大钊。李大钊严词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面对李大钊的凛然正气，敌人只得灰溜溜的收场。

　　李大钊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震动，也引起了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抗议。莫斯科举行了游行示威，列宁格勒、海参崴等城市也召开了群众大会。在国内，为了营救李大钊，北方铁路工人提出要劫狱并组织了劫狱队。教育界、学者、名流和李大钊的同乡，均起而营救。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4月9日，北京9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讨论营救办法。12日，北京国立、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又进一步讨论营救办法。

　　当李大钊得悉各方正在施救的消息后，坚决表示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李大钊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如何保存革命实力。他在狱中自述里豪迈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历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为了开脱同案人员，他还写道：“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反动的奉系军阀政府见种种手段都不能使李大钊屈服，便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反对，对李大钊及其他19位革命志士下了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