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阵地，临危不惧

　　1926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由反奉转而同奉系勾结，造成奉直合作反国民军的形势，国民军被迫全军退守南口一带。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后，也把镇压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到处张贴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4月26日，他们杀害了进步报纸《京报》的主笔邵飘萍。接着，又处决了另一家进步报纸的主笔林白水。在直奉军阀的残暴统治下，北方的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

　　为保存革命力量，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退却，他们住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并取得很大成绩。仅北京一地，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中共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共青团的组织发展得更快。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李大钊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这一时期，国民党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是在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董季皋任支部书记，他的公开身份则是张作霖大帅府秘书。

　　由于李大钊的革命活动直接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从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就多次被反动政府通缉。在这种异常艰险的环境里，李大钊毫不畏惧，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他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他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

　　1927年初，隐蔽在张作霖大帅府里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得悉，张作霖已下令逮捕李大钊。京师警察厅也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跟踪侦察，图谋一网打尽，妄图消灭京城的革命力量。董季皋及其他知情的同志与朋友都劝李大钊离开北京。

　　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他的安全担心，多次劝他离开，但李大钊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是常对你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

　　李大钊让许多同志化装转移，而自己却留下来坚持工作，坚持斗争。

　　李大钊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周围的同志。例如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谭祖尧，他的未婚妻的父亲在北洋政府供职，知道张作霖要对共产党人下毒手，就让女儿转告谭祖尧，让他躲避一下，并准备为其在广州代谋一事。谭祖尧回复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决不回头，只要李先生不离开北京，我也不离开北京。”

　　谭祖尧与李大钊始终在北京坚持斗争，直到一同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