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戈巴琴科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晚当班的辐射监督员，1976年进厂。他们的职责是最早进车间，在工人上班前测量辐射水平，最后离开。午夜接班后，戈巴琴科开始测量3号和4号反应堆车间的辐射数据。因为4号反应堆正准备停止运行，戈巴琴科就回值班室喝茶，这救了他一命。爆炸声传来时，戈巴琴科和同事都认为是涡轮机操纵员又弄得水压不稳。第二声爆炸后，灯光灭了，4号反应堆控制台上的灯也灭了，锁着的双层门被冲开，红黑色的尘埃从通风口涌出。几秒钟内应急灯亮了，戈巴琴科和同事们戴上防毒面具，他的辐射测量仪显示每小时3.6伦琴，但很快就超出了测量范围，想打电话，但线路已经断了。

　　戈巴琴科被派往4号反应堆测量辐射，他打着手电进入漆黑的涡轮车间，到处都是水泥块，仪器根本测不出数据。戈巴琴科返回值班室报告后，有两个人走进来说:“嘿，伙计，帮我们找找一个同事吧，弗拉基米尔·肖申科，他走了30分钟，可能在涡轮机车间上层平台上。”

　　他们在黑暗中穿过一堆堆碎石、喷涌的蒸汽和齐脚踝的水，到了平台上才发现水泥外墙都被炸飞了，空气中满是尘埃，手电光都射不出多远。终于，他们发现肖申科侧躺着，嘴里吐着血沫。被送到医院后，肖申科凌晨6点就死去了。戈巴琴科回到值班室，换了衣服和鞋，他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也明白等待他的命运，他的背上肖申科右手搭着的地方都被辐射灼伤了，后来两个一起寻找的人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随后戈巴琴科又奉命参加寻找瓦列里·科迪姆丘克，后来才知道这个操纵员在爆炸中就死了。

　　凌晨5点，戈巴琴科开始感到极度虚弱和恶心，被送到医院。在急救室工作的一个朋友把他拉到一边，让他把500克纯酒精和水一起喝了下去，这些酒对抵御辐射起了很大作用。4月26日白天，厂医院里已经有莫斯科来的医生，七八个最危险的伤员当天就送到莫斯科，但一个也没救活。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醒来，许多同事在眼看好转的时候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