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云南盈江灾区，陈光标与受灾群众手举捐款的合影引来关注。对此，有人认为慈善应该润物细无声，也有人肯定“高调慈善”的现实价值。众声喧哗的场景，折射着怎样的慈善理念？矛盾纠结的背后，反映着中国慈善的何种方位？

 对慈善要有一些基本共识

 北京读者　澧水

    陈光标的高调慈善动作，近日引发了意义焦虑。

    对所谓“暴力慈善”的质疑，简单地说，可以转化为一个问题：慈善行为本身是否可能伤及善——比如“高调捐赠会不会伤害受捐助者的人格尊严”或者“是否有利于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

    每个个体都不一样，所感受到的尊严就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太容易说清楚。收到捐助的当事人似乎都没有发言，那么一些“旁观者清”的隔空喊话，就多少有点“空穴来风”的味道。而发展慈善事业的当务之急，主要是参与人数和捐助款项需要继续增加，人多钱多，加上捐助程序的透明和有效率，才能帮到更多处在灾难或者困难中的人。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证据：有人看到陈光标的高调慈善，他改变主意不捐钱了。因此，类似批评至少是理由不太充分。

    但是，这些意义焦虑也提醒我们，对慈善的评价体系需要建立一些共识。否则，混乱的价值评判同样也会让一些慈善行为感到无所适从。

    首先，慈善应该被界定为一种“行为”。不管你是救急还是救贫，行胜于言，捐出财富本身是一种表态。如果坐在办公室里每天考虑捐还是不捐、捐多还是捐少、怎么捐才能让受赠者感受到尊严，也不能说没有意义，但这种思考和讨论本身还不是一种慈善。

    其次，慈善行为在方式上存在选择的自由。我们自己跑到灾区，面对面把财物交到受灾人民的手中，是值得称道的；我们把财物交给专门从事募集的专业慈善组织，通过中介机构实现对困难者的帮扶，同样也是美好的善举。或许后者更有效率更节约社会成本，但效率并不能构成对自愿自发慈善行为的批评，除非这种行为造成了道路拥堵等不必要的公共资源紧张。

    最后，在法治国家，对于慈善行为应该有一套法律上的规范和监督。只有法律法规完善起来，我们才有力量对慈善提供更大限度的保护。同时，只有对慈善行为的评价提供这样一个权威性和底线性的参考坐标，社会舆论才不会陷入一些无法求证和无关宏旨的话语漩涡当中。

   有时高调也能培养慈善文化

    四川读者　李晓亮

    因为高调，所以争议；因为争议，所以关注。或许这是陈先生所言的“暴力慈善”助推慈善的进步的要义所在。背负“首善”之誉，陈先生高调行善却遭指责自然郁闷——“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大家才满意，我不怕任何质疑，我承受力是无限的。”

    只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这份恬淡之心。有争议，就说明受助者以及大众的接受心理与捐助者存在显著差异。受助者的心理和承受力，需要充分考虑和尊重。暴力总是不好的，哪怕对慈善而言。

    但说高调行善是炫富作秀，或也有失公允。以常理而言，若无悲悯之心和向善之意，应该没人愿意花那么多“冤枉钱”，只为一个“首善”的虚名和几张具有多种阐释角度的合影。

    我们愿意相信那些引起争议的慈善行为，就是为了以高调换来关注，以关注效应凝聚慈善前进的动力。单从理论上讲，这完全讲得通。特别是在一个慈善文化还亟待发育、制度构建还有待完善的语境里，任何对慈善的关注，以及相关话题的发酵，都非全无意义。

    这就需要有人身体力行，做推动慈善的先锋者——哪怕是以带有鲜明个性烙印的颇具争议的方式。说到这一点，还有一个慈善家应该被牢记——他就是亿万富豪、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德旺曾捐出一笔条件苛刻的捐款：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管理费10%”的“行规”。

    对这笔“最苛刻善款”，舆论好评如潮。其实，这里的“苛刻”和陈光标的“高调”，同属个体化慈善努力，皆是率先垂范，欲以个人努力推动中国慈善的行为，只是致力维度不同而已。但是，个体努力终究有限，只有完善慈善体制，培育慈善文化，才有望迎来全民慈善的曙光。

    从这个角度，曹德旺、陈光标等人对于慈善的真正贡献，应不止于那些闪光的捐赠数字，更在于其整合社会资源推动慈善的能力和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