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南冲突的影响及斯大林对其领袖地位受到威胁的担心。
1948年年初，苏联对坚持独立自主、不满苏联控制干涉的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发动了批判斗争，并在1948年6月将南共开除出欧洲共产党九国情报局。而中共自从遵义会议以后坚持独立自主，不盲目听从苏联指挥，使得斯大林对中共心存疑忌，他怕中国革命成功后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这样苏联在远东就会失去最大盟友，对苏联整体的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
据苏联学者Р.梅德韦杰夫分析，由于苏美之间的“冷战”愈演愈烈，斯大林对中国出现“两个德国”或“两个朝鲜”的局面相类似的“两个中国”的局面很是满意。他希望国共两党作出妥协：国民党政府保留对华南、西南和华中省份的管辖，而共产党人可以在其控制的华北和东北地区建立自己的“人民民主”国家。斯大林曾在这方面向中共领导人施加过压力。斯大林还在会见小罗斯福时也暗示他愿意同美国在远东采取“共同政策”。斯大林几乎确信，如果共产党进一步成功地展开攻势，美国就会开始对中国进行公开的大规模武装干涉，势必导致共产党的失败和美国对整个中国的占领。这样，美国军队不仅可以在欧洲和日本，而且可以在苏中边界建立军事基地。此外，斯大林肯定还有一些可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更大的担心：他害怕世界上出现比苏联更强大的、在其政策上可能独立于苏联和他斯大林个人的共产党国家。他很清楚，中共中央早就在执行自己的政策，不太听莫斯科的劝告。他感到东方的“铁托主义”幽灵比巴尔干较小国家的“铁托主义”更为危险。（参见〔苏〕Р.梅德韦杰夫著，路远译《毛泽东与斯大林（1946—1950）》，《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5期。原载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89年第5期。）
对于斯大林的这种“担心”，曾担任毛泽东1949年12月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谈首席翻译的尼克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德林，也曾表示过相似的观点：斯大林担心毛泽东有朝一日会取得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全世界人民划时代的导师”的位置，甚至在某些地方跃居主要地位而使自己相形见绌。（参见〔俄〕米哈伊尔·伊林斯基：《毛泽东与斯大林》，《领导文萃》2000年第4期。）
以上两位苏联学者的看法比较说明问题。斯大林担心出现第二个“铁托”，担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受到威胁，这使得他不可能不对出现“划江而治”的计划抱有幻想。
（三）从维护苏联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制定对华双重政策。
解放战争后期，斯大林虽然积极支持中共，但在外交上又对和谈表示“期望”。这种对华双重政策是由其国家安全利益及害怕美国干涉的复杂心态决定的。在苏联看来，如果美国出兵干涉，苏联很可能会被卷入战争，会造成与美国直接的对抗，这样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利益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就不难理解在中共1949年4月渡江前夕，斯大林因担心美国干涉而又给中共发出的电报了。斯大林在电报中特别提醒毛泽东：“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辉煌，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已经结束。斯大林认为，英法美怕人民解放军越过与中国接壤国家的边界线，进而在这些国家以及蒋介石占据的岛屿造成革命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从封锁到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来保住岛屿和亚洲。斯大林指出，英美军队在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尤其增大了。”（参见〔俄〕С.Н.贡恰罗夫著，马贵凡译《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2期。原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对此，斯大林在电报中向中共提出三条建议：1、不要着急，要认真做好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推进到与邻国边界线的准备；2、从南下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中选出两个好的军团，投放到港口地区，充实当地力量，防备敌军行动；3、暂时不要缩减人民解放军部队。（参见〔俄〕С.Н.贡恰罗夫著，马贵凡译《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华工作的苏联总顾问И.В.科瓦廖夫认为，斯大林此时的电报“只是建议如何更好地组织这次进攻”，“并未谈到制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方发动攻势的问题”。（参见〔俄〕С.Н.贡恰罗夫著，马贵凡译《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但是，这也并不表明斯大林放弃了“两个政府”的想法和意图。胡乔木说，苏联正式提出“划江而治”意见的可能性不大，“但风声总有”，况且苏联也从没有正面说过支持中共，也就是说斯大林虽没有正式提出过阻止中共军队渡江作战，但这种意图是有的。（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综上所述，从“划江而治”之源起及1949年1月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往来电报之分析，可以看出斯大林当时不可能正式提出“划江而治”，但是苏联国家战略安全利益第一位和苏美关系的大局始终决定着斯大林的对华双重政策。因而，我们不能排除斯大林有“划江而治”的想法。这也是毛泽东对此问题屡次表现出对斯大林有怨气，说“阻止我们过长江”的原因。
〔作者李良明，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黄雅丽，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