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能排除斯大林有“划江而治”的想法

　　斯大林和毛泽东1949年1月间往来的电文表明，斯大林没有明确主张“划江而治”。那么，说斯大林有“划江而治”的“风源”从何而起呢？

　　蒋介石在1949年1月8日发出要求英、美、法、苏四国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请求后，先后遭到拒绝。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下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参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7页。）对于李宗仁这一举动，斯大林和中共都是始料未及的，因为斯大林在电文中建议中共提的条件，斯大林估计国民党政府不会接受，而毛泽东在1月14日所提条件更为严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政府是难以接受的。现在李宗仁要以毛泽东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对此，中共是不能拒绝的。这样，中共就和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展开了和谈，但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手里。李宗仁为利于和谈进行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但其谈判的基点始终是依靠美国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及西北的一些地区，实现“划江而治”，“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参见《李宗仁回忆录》，第663页。）为谈判基础。这就使双方和谈失去了共同基础，和谈最终破裂是必然的。

　　在这场和谈中，斯大林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呢？也就是说，斯大林在1月14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支持中共组成的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的态度是否发生了改变呢？斯大林为了苏联远东安全及利益是否附和了美蒋集团呢？对此，要做具体分析。

　　（一）苏联外交上的举动。

　　二战后，斯大林为维护苏联国家安全和利益同时顾及苏美关系大局，对华政策具有双重性。如果李宗仁在美国的强大支持下有可能“扭转潮流”的话，那么一个软弱的国民党政府能与苏联维持和平友好关系，这对于确保苏联在华的特殊权益和远东安全有利无害，所以，苏联认为还是应该和李宗仁搞好关系。1949年3月20日，李宗仁任命驻苏大使傅秉常出任外交部长。随后，斯大林即接见了傅秉常，并“表示对国共和谈寄以期望”。（参见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作为唯一的外国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南迁。斯大林和罗申的这些言行举动，不能不使中共对苏联的意图产生怀疑。

　　此前，从1948年春天起，罗申就不断散布苏联将要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空气。1948年年末，罗申在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彭昭贤说，苏联对中共怀有某种不信任感，唯恐他们将来会采取类似铁托那样的行动路线。他还认为，在苏联东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国家，将给他们政府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理想的办法是苏联单独或与美国共同调停以结束中国军事冲突状态。（参见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19—1991》，第456—457页。）12月1日，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说：在解放军突破淮河的时候，蒋介石的部下或许终于有了反抗的勇气，“到那时，很可能会出现停战和恢复和谈。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到那时，苏联大使〔N.V.罗申〕将重新提出他的调解建议，调解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4页。）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派他的个人顾问傅泾波到张治中处探听消息，张治中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参见〔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44页。）对于这些举动和言行，有学者认为这是苏联政府为掩护苏联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持，让罗申故意给国民党政府散布的假情报。（参见薛衔天：《“划江而治”的风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但是，无论是真是假，罗申所代表的是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苏联外交上的这些“风声”不能不使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是否有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的意图产生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