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红军长征——沿袭多年的“行动上无计划”、“军事上无准备”的观点被放弃

    近年来，关于长征研究不仅在决策、准备、重要战役、重要会议、落脚点的选择等方面进一步深入，而且涉及到了长征中的文化工作、经济供给、华侨与外国人等方面，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

    对于红军长征前的决策和准备工作，学界基本扬弃了过去沿袭多年的“行动上无计划”、“军事上无准备”，是“没有必要的准备工作”的“仓促出动”等观点。论者认为，长征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做了大量准备，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实施这一战略转变犹豫不决，撤退过于仓促，因而这种准备才不充分。问题主要出在战略转移的组织和指挥上——决断犹豫，没有早走；不会跑、不快跑，延误了战机；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准备坚决的战斗；舍不得丢东西，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

    关于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传统观点是长征一开始就是要北上抗日。近年有学者提出，把北上抗日作为长征的目的，并最终把立足点放在陕北有一个过程，其间经历了多次变化。从现有资料看，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选择在陕北并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党中央、中革军委正确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全国发展变化的形势逐步作出的。

    以往的长征研究中，较集中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其他三支红军长征的研究比较薄弱。近年的研究，对长征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给予应有的重视。例如，有学者强调，不能因为张国焘搞分裂主义而否认或抹杀红四方面军的功绩。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支援和策应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

    8.皖南事变——项英有责任，但不应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对皖南事变的发生，以往的研究过多强调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及国际舆论的作用。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事变的发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事变与国民党一贯坚持限制中共军队发展，要求其限期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也与中共中央必欲独立自主，坚持大力发展经营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具有某种必然性。事变与中共拖延北移时间，且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意料的北移路线，而国民党恰好在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围堵部署，封住了新四军南进东去道路等偶然巧合。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未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也并不存在美苏及国际舆论反对国共大规模内战，以及日本的进攻打乱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剿共战争的阴谋。

    关于皖南事变的影响，学者认为：皖南事变成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在这一斗争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得了分，国民党其实得不偿失。此后，中共政权与军队独立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力量大增，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已是主客异势了。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的责任问题，涉及对中共中央决策和项英的评价。学界对此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并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论者认为：把新四军遭受损失的责任全归于项英是不合适的。党中央在事变前对形势分析也有不当之处，并导致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坚持皖南是党中央的决策，说项英留恋皖南、反对北上是站不住脚的，况且新四军北移情况复杂，党中央、毛泽东有很多指示。皖南事变中，项英有责任，但不应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这就据史实澄清了对项英的一些非议。

    9.抗日战争——对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评价应跳出国共两党斗争的模式

    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对抗日战争的时间、国共关系、抗战领导者等诸多具体问题，学界出现了新的观点。

    有论者提出：对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评价不能以偏概全，应跳出以往那种国共两党斗争的模式，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还是主要的，否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就破裂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于国民党主张在原有社会体系上进行渐进式的改良，而中国共产党则主张进行更为彻底的民主革命，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

    关于抗战的领导者问题，有论者提出，从形式上来看，抗日战争无疑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实际上，国共两党并没有共同领导，而是各自领导自己的党、区域和军队进行抗战。因此，也可以说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它们分别存在，都独立地发挥着全局性的作用。还有学者指出，这两个领导中心的直接体现就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抗日阵线。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抗战削弱了日军的正面进攻，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在积极打击敌人的同时，还大大增强了自身的战略反击力量。这两个战场从战略全局来说是互相配合的，都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忽视任何一个都是不客观的。但这两个领导中心在整个抗战期间的表现并不一样：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推进，国民党的领导中心在不断地削弱，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却在不断地加强。敌后战场的地位随着它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这是客观事实。但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战场，两个战场都是中国战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不一定非要将两个战场分出主次不可。

    （刘建美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近代中国与文物》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