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是在救自己”，这句看似调侃之语正是葛剑雄的清醒之处。如果，没有这份清醒，他把图书采购中的回扣欣然笑纳，则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轻松获利几百万，当然风险可能是身败名裂。所以，在现实的巨大诱惑面前，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为了避免自己的堕落，葛剑雄以公开经费开支的办法，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监督的制度：公开意味着信息的透明，公开意味着公众监督的跟进。此时，不仅自己的清白可以得到验证，而且也倒逼着自己必须清白下去——只要经费开支的信息继续公开，作为当事人就不敢在回扣面前伸出贪婪之手，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客观地说，除了清醒之外，葛剑雄公开经费开支情况还与其自信有关。若没有洁身自好的自信，是不会在制度没有要求时主动公开经费开支情况的，而且还是在网上向网民公开，同时也主动提及了图书采购中存在的潜规则和可能产生的回扣。因此，在感叹葛剑雄聪明的同时也应该佩服其勇气。若每一个面临权力寻租诱惑的当事人都能够如其一般清醒、自信，则腐败问题一定会大大减少。可以说，在制度尚未完善时，葛剑雄以其自身正派和公开的自觉，为那些被权力所迷惑者作出了示范。葛剑雄也说，自己的公开将给其他部门带来压力，会带来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就是期待中的权力的谦虚和公开。

　当然，在看到葛剑雄公开经费开支的正面意义时，还应该看到一个现实背景：如葛剑雄一样清醒和自信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全国有那么多所高校的图书馆，能够在网上公开经费开支，并主动指出本行业潜规则的馆长能有几个？而且，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清醒者可能并不能成为一个正面示范，反而会成为逆淘汰的牺牲者。因为，在利益的合谋中，决定人们价值取向的并不是所谓的仁义道德，而是捆绑在一起的群体利益，于是那些主动摆脱利益束缚，拒绝利益腐化者反而可能被看成是群体的“害群之马”，进而被驱赶和打击，以达到群体再度稳定的状态。因此，对于葛剑雄的正面示范能引起怎样的跟进，还需拭目以待。

　其实，比葛剑雄式清醒更靠得住的是制度的力量。既然，不是所有面对诱惑者都具备时刻警醒的自觉，也不是所有人都与葛剑雄一样清心寡欲，就应该用一种强制的制度把他们放置于一个安全的境地，使其处于清醒的状态——公开经费开支不取决于个人自觉，而是一项必须执行的制度。那时，即使有些人削尖脑袋想从潜规则中分一杯羹，即使觉得葛剑雄的清醒是一种无聊的作秀，他们也必须向葛剑雄一样使自己处于一种被监督的位置。从而避免在利益面前失去清醒，成为潜规则的得利者，也成为潜规则的牺牲品。

　以公开的方式预防腐败，这是葛剑雄毅然公开经费开支的主要理由。而这个理由其实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常识。问题是，这个常识在一些领域还没有形成制度，还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在看到葛剑雄的清醒时，更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让这种清醒成为一种整体的自觉，如何通过制度让公开可以预防腐败的常识真正走进人们的心中。假如，这个常识可以在制度的转化下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则腐败行为一定会因此而大幅减少。而从公开可以预防腐败的角度看，治理腐败其实也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