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一些美国名记者的正面报道，对美国媒体和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美联社驻东京分社记者罗德里克在随代表团访问上海后的报道中提到，“普通民众显示出强壮、健康和满足……1971年的中国是激动人心和轰轰烈烈的，而且是一个友善的巨人”。4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见到了罗德里克就说：“罗德里克先生，你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同时，周告诉美国队队员，他们的访华，“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展开了新的一页”。当时，罗德里克还帮中国方面传话给尼克松政府，即中方并不把美方从台湾撤军，作为建立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中方只需要美国官方一个承诺，表示不相信存在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对此，罗德里克极力鼓励尼克松接受这一条件，并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此外，美国民众和决策层对亲临中国的15位美国乒乓球队员的切身感受更为关注。运动员雷赛克与他妻子同行，他告诉记者说，“中国人对他们极为好客，他妻子自始至终笑容满面，而中国人总也是笑脸相迎”。美国队教练霍华德认为，中国之行是“走向中美友好方向的起步，中国人民极有礼貌，对我们非常友好”。美国队中唯一的黑人运动员布雷斯维特认为（在中国）没有迹象显示种族的界限，“我与其他人一样，受到友好接待”。值得一提的是，那位临时决定退出中国之行的南朝鲜籍运动员李达俊，于4月15日在洛杉矶举行记者招待会，解释自己拒绝访华的原因是因为害怕红色中国可能禁止他离境。但后来他对自己未能参加这一历史性的旅行感到遗憾。美国队队员坦尼希尔赞赏中国人的团结方式，他甚至告诉记者，毛泽东主席“是今日世界最伟大的道德领袖和知识领袖”，因为“他能对大多数人民发生作用，他的哲学很美妙”。

　　这样，美国媒体的正面报道、美国乒乓球队成员的积极反应和美国公众舆论的有力支持，显然对尼克松是一个激励和推动。4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队成员的当天，尼克松就作出了善意的回应，采取了5大对华政策的新步骤，其主题是减少美国对中国长达20余年的贸易禁令。对此，时任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也明确承认，“乒乓事件影响了（新政策出台的）时机”。4月16日，尼克松发出了更为强烈的信号，暗示在他离任前将访问中国。4月2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队团长斯廷霍文在美国宣布，中国乒乓球队已经接受了美国的邀请，将在不久访美，而华盛顿则保证，中国队成员的入美签证将由美国驻日本东京的大使馆签发。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明确提出愿意接待基辛格访华。5月17日，尼克松正式表示，准备访问北京，并提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举行一次秘密预备会议。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欢迎基辛格秘密访华。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7月15日，尼克松公开宣布，他将在1972年5月前访华，并最终在1972年2月成为现实。

　　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乒乓外交取得空前成功。

　　（此文根据本人文章“中美乒乓外交过程中的蝴蝶效应”和“乒乓外交中不可忽视的六个小人物”改写。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夏季号和《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秋季号。文章的改写和发表得到版权所有者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公共外交季刊》的书面许可，特此致谢。）

　　（作者洪朝辉　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历史学教授、中国非官方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