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企业家曹德旺透露，去年他和儿子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但提出“苛刻”要求：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称若基金会违规使用款项将按善款的30倍来赔偿。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2版）

2亿元善款，要发放到10万个贫困户中，每户平均为2000元。曹德旺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这句话是一个从苦难岁月过来的企业家对贫苦农民的关爱。

按照3%的占比计算，曹德旺这次向西部五省所捐的2亿元，其管理费是600万元。也就是说，每一个2000元的“救命款”要送达一个贫困户，其成本是60元。这样的成本，究竟是高还是低？算苛刻吗？

当然，按照行规（10%）来说，200元的成本才不苛刻，才合理。但是，在曹德旺看来，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因为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事实上，“3%的比例并不低，后来他们不就做成了吗？”曹德旺的这一“苛刻”行为，“已成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经济的典范”，用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的话说，就是——曹德旺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

有专家认为，曹德旺的成功，关键在于未计入大量行政成本。因为，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于扶贫办，扶贫机构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分摊了很大一部分执行费用。“如果没有扶贫系统，光靠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百来名工作人员，执行成本就得扩大2~3倍。”不错。可问题是，曹德旺的扶贫善举，并不是在一个荒岛上进行的。

新闻说，为了摸清扶贫对象，扶贫基金会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我不禁感到奇怪：我们扶贫扶了多少年了，各地政府差不多都设有扶贫办，一个地方，谁穷谁不穷，谁需要救助，谁不需要救助，当地政府应该一清二楚，否则，多少年的扶贫工作又如何开展？既然如此，为什么一个企业家的扶贫，不能借助于政府的行政力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德旺行善的低成本运作，就是对当前高成本的公益事业的一次挑战。同时也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树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