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时，已故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师萨缪尔·亨廷顿曾经说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发展中国家，上校们虽然能够改变政权的所有权，但却改变不了政治权威的性质和政治参与的结构。时下，发生在中东的动乱，似乎都没能摆脱这一宿命。一波波打着“反专制、争民主”旗号的社会抗议声浪，令那些当年被欢呼为“民族英雄”、 “人民领袖”的人，一下予被斥责为“专制暴君”、 “人权恶棍”、 “无耻独裁者”。

然而，透过喧嚣一时的社会动乱，人们尚需对动乱的性质作淡定处理。面对北非西亚的民众抗议声浪，很多人未加思索就将其欢呼为“民主的胜利”，甚至想当然地将其视为所谓的“民主第四波”。面对泥沙俱下的形势，所有当政者几乎毫无解释的余地，更有人落得个四面楚歌而不得不亡命天涯，甚至搭上身家性命。姑且不论此种社会抗议的初衷是不是民主运动，但从形式上而言与民主运动的精神相差万里。当下的抗议运动看上去貌似民主运动的反专制集权特征，实质上缺乏民主运动最根本的有组织、有秩序的制度化精神。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追求民主的理念很可能会演变为无政府主义的动荡，最终伤害的将是民主运动最根本的立足点：人民公益。

亨廷顿在比较砑究了发展中国家政治变革的历程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后发达国家政治变革不能机械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战略，对它们而言，一切变革首要的是政治秩序的稳定，尤其是需要强大的政党。

环顾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几乎所有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面临此种来自草根领域横冲直闯的政治力量。它犹如脱缰的野马，时而会成为荡涤腐朽政治势力的政治洪流，时而会成为干扰政治发展的极端势力。从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到俄罗斯民粹主义潮流，从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庇隆主义到前不久在美国中期选举中为民主共和两党所瞩目的新茶党运动，从本质上来说与当下中东和非洲社会抗争声浪是一致的，都是民粹主义政治的变种。

与民主主义相比，民粹主义尽管在形式上也具备反专制、争民权的特征，但在领导力量和发展前途上是完全不同的。从领导力量而言，民主主义一般是在政党的领导下，致力于建设民主的价值原则、组织体系和制度规范，是为人民之治，其前途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民粹主义则是在少数精英的领导下，是为“民之精粹”，仅致力于政权更迭，敌视选举制和代议制，缺乏核心价值，其前途是确立改头换面的新强人政权。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变迁过程中，都极力排斥民粹主义运动，使之不能进入主导政治秩序的核心地带。

当然，正是因为现有政治体系自身存在严重的问题，才形成民粹主义崛起的深厚土壤。此次非洲和中东之所以形成如此声势浩大的抗议声浪，从根本上是内外环境交织的产物。从外部环境来看，源自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第一波冲击了西方发达国家，造成银行倒闭，债务危机，消费不振。第二波影响震荡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导致出口萧条，通胀加剧，失业走高。第三波影响引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酝酿了物价飞涨，收入锐减，生活拮据。从内部环境来看，一个国家领导人执政时间越长，政府内部腐败越严重，所激发的民怨越激烈，民粹主义的声浪也就越发难以抗拒。

由此来看，中东和非洲当下所发生的局势是复杂的。是各国国内小环境和国际大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很多潜在的矛盾多得很，还有一些矛盾没有爆发出来。从国际社会而言，还需要冷静观察，不能急于对中东和非洲局势进行定性，做出一个令局势更加混乱的事情来。当前，首要的是努力维护非洲和中东局势稳定，对于爆发冲突的各方，要极力采取劝谈促和的立场，首先将局势稳定下来，避免因局势动荡造成其他无辜平民的死伤，引导各种复杂的矛盾在有组织、有秩序的机制化轨道上循序渐进地得到解决。▲（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