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收入、福利保障、医疗、教育……尽管还没有办法将这种关联一项项精确量化,但多家研究都承认,基础的经济收入、生活保障等,都成为幸福感的“策源地”。正如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幸福的家庭却是相似的”。如果漠视这些,只拿增长的GDP和无限的“欲望”说事儿,恐怕确实离阿Q不远了。

　　分清这两点,这个社会或许可以对各种“幸福说”多一份心平气和了:

　　强调幸福的数据,更多是在强调发展与进步；强调“不幸福”的数据,更多是在强调不如意的地方；强调“心理”的说辞,是在强调抵制欲望的无限；强调“社会”的说辞,是在强调公权力的作为……

　　既然幸福是主客观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提升它也就注定要靠政府、社会氛围、自我调试等多个维度共同的努力。一股脑都推给谁,也不合适。形成合力,而不是左右撕扯。

　　百姓若说不幸福,政府部门能够做什么。

　　当舆论一再质疑“被幸福”的时候,媒体终于如此发问。

　　政府的职责,显然就是努力消除影响幸福的因素,排掉包括住房、上学等生活中一个个的现实障碍。如果努力成效感受不够,过分强调“非常幸福”的数据,就难免遭遇民意的一些逆反。从此意义上讲,幸福感更应该多让民间去说。

　　根据《环球时报》一篇《全球大国争着用“幸福感”揽人心》的报道,幸福感还真不是一个空幻的概念,评价体系做得好了,正向意义很明显。今年广东提出了“幸福广东”目标,据说还要制定一系列指标体系。这或许是个借鉴——幸福感受或许是说不清楚的,但政府部门可以为提升幸福做哪些事情,是可以说清楚的。这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一些“指标”。

　　梳理广东媒体为政府开列的清单:保护环境、在教育医疗上多投钱、多些公共服务、鼓励创造财富多发工资……读着读着,豁然开朗,一言以蔽之,就是把百姓福祉放到第一位,老百姓高兴的事儿,多做；老百姓不高兴的事儿,少做,最好不做。再往根本上讲,也就是管住权力,守住本分。各地制定落实十二五发展规划,应将此作为精神指向。

　　搞出这些指标干什么呢?就是用它来评价政府工作。指标上升了,说明工作做得好,指标下跌了,就需要检讨对百姓的承诺,甚至引入问责——这些指标比“幸福感”更好把握啊。

　　尽管“影响幸福的指标”也不尽科学,指标权重确定也难免有所偏差,但这种分解,起码可以让影响幸福感的变量更容易捕捉一些。而一旦将民意等纳入这套评估体系当中,及时对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进行改革,也能让民众心理失衡及时得到回应,避免郁闷的积累。

　　同样要紧的是,当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也可以避免“幸福与否”的口水斗争无限蔓延,让大家更从容地去思考提升幸福的工作,哪些是政府的,哪些是社会的,哪些属于自我内心的。（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