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带来的最大问题，实际是社会问题，不少年轻人可能承担难以承受的养老之重，而很多老年人将面临“老无所依”的局面。不但政府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养老成本支出，而且公民个体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甚至可以说，“未富先老”带来的某些问题，今天我们或许还不能完全估计到。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日前在北京举行。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2月20日《广州日报》）

　蔡昉认为“未富先老”是“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其实“未富先老”也是未来中国的最大挑战，“十二五”期间恐怕难以完全解决“未富先老”这个难题，不信的话，问问有关方面，早在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发布后就提出“未富先老”这个命题，到今天为止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准备。

　所谓“未富先老”，一言以蔽之，即国家尚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从种种迹象来看，无论是从社会角度应对“未富先老”，还是从经济角度应对，现实似乎都与期待有差距。

　从经济角度而言，“未富先老”的出现意味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不可持续，而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又不可能很快实现，因此，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将面临很大的压力。蔡昉认为人口红利三年内消失，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却道出了“未富先老”给国家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显而易见，正因为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快速增长，一系列改善民生之举才有了经济基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才有了物质保障。如果人口红利很快消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又难以接力的话，经济放缓将带来失业率上升、影响改革效率等一大堆隐忧。

　　“未富先老”带来的最大问题，实际是社会问题，不少年轻人可能承担难以承受的养老之重，而很多老年人将面临“老无所依”的局面。不但政府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养老成本支出，而且公民个体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甚至可以说，“未富先老”带来的某些问题，今天我们或许还不能完全估计到。

　　尽管很多发达国家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发达国家不仅国富而且民富，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能力远远高于我们，而我们的国家经济势力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而且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从这个意义而言，“未富先老”将影响到未来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毫无疑问，要应对“未富先老”关键在于社保，但很多地方社保连年亏空，让人对社保养老充满无限忧虑。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养儿防老，但在独生子女时代已不现实。有人提出买房养老，但在房价疯狂上涨的今天，梦想难以照进现实。至于说商业保险养老，那是少数有钱人的养老依靠。由此可见，应对“未富先老”，我们准备不足。

　　不久前，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依然面临“未富先老”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将进一步加速。这一信息再次证实我们“未富先老”的局面不但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有加剧之势。

　　几年前《中国青年报》有一篇探讨“未富先老”的文章提出一个有价值的观点，老龄化社会最大的挑战是：有没有一代有能力超越前辈，能创造更多财富的年轻人？试问，以后的年轻人是否具备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能力和意识？

　　在我看来，应对“未富先老”这个命题已经提出很多年了，我们有必要从人口制度、经济制度、社保制度以及教育制度上系统盘点一下，我们应对“未富先老”做了哪些工作，成效如何，还有哪些不足。惟有多问应对准备工作如何，我们才不至于在“未富先老”的社会陷入被动。（冯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