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如今在农村，人情礼种类繁多，礼金数目飞涨。以前农村送礼多是过年和婚丧嫁娶上的亲情礼或友情礼，近年来，送礼名目日渐增多，有“生孩子礼”“满月礼”“结婚礼”“生日礼”“乔迁礼”“升学礼”“参军礼”“开张礼”等等，再加上逢年过节的人情来往，人情礼已经到了层出不穷、难于应付的地步。为此，吉林省舒兰市在各村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普通农户婚丧嫁娶要向理事会报告，按理事会准许的规格简办。

　那一块乡土，渔樵耕读的美俗悄然流逝，人情往来之琐碎却加速沉重。血缘和友谊渐成负担，淳朴民风在吃喝宴请之中慢慢变质。在某些地区，农民正面临着两难抉择：脸面与钱包、随礼与生计之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沟壑。人情成债，确乎成为农村一大沉疴。而此等不幸，固然是对特定个体生活质量的威胁，又何尝不是对“人情”本身的反讽。

　如今所谓“人情债”，无意间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农村的一扇窗。每年数千元的“随礼金”诚然不算小数，但言其“影响生活”、“难以应付”却未免令人心酸。只是，联想到去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5800元，上述“人情悲剧”又似乎变得很可以理解。是人情太贵还是收入太少？此无异于一枚硬币的两面。既然无人能给人情定价，这当然就是一个无解的追问。那么，单方面将此困境归因为“攀比、盲从心理盛行”、“把人情礼当成生财之道，陷入恶性循环”未免有失偏颇。农民无钱随礼，何尝不可解读为“增收滞后”？溯因思路不同，便意味着责任主体迥异。

　此事上，孰是孰非实难厘清，但至少不应将责任完全推给农民。人情成债，必不单纯是社交开支不理性的结果，也是农村地区收入普遍过低的真实写照。为遏制“人情消费”带来的“苦不堪言”，职能者自当在收支两方面发力：设法加速农民增收、促进人情消费回归理性。而对农村“随礼习俗”的纠偏，应以不冒犯农民私权为前提。“各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农户婚丧嫁娶要向理事会报告，按理事会准许的规格简办”，如此做法以强力干涉农民自主选择实为不智。

　即便人情往来不时失去理性，也应对乡土社会的自我调适能力抱有信心。与之相较，对于农民无法自发解决的增收问题，公职部门才该多多介入、持续发力才是。

　　蒋璟璟（广州 大学生）